中國史學名著

中國史學名著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00-9-1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錢穆
页数:273
字数:192000
书名:中國史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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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名著

内容概要
本書為一本簡明的史學史著作,在講座的基礎上寫成,作者從學科史的角度,以點帶面、提綱挈領地勾勒了中國史學的發生,發展,特征和存在的問題,並從中西史學的比照中見出中國史學乃至中國思想和藝術的精神與大義。
作者简介
錢穆(1895-1990),字賓四,著名歷史學家,江甦無錫人。1912年即為鄉村小學教師,後歷中學而大學,先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等數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67年起定居台灣。
书籍目录
自序《尚書》《春秋》《春秋》三傳《左傳》(附《國語》《國策》)《史記》上《史記》中《史記》下《漢書》範曄《後漢書》和陳壽《三國志》綜論東漢到隋的史學演進《高僧傳》、《水經注》、《世說新語》劉知幾《史通》杜佑《通典》上杜佑《通典》下(附吳兢《貞觀政要》)歐陽修《新五代史》與《新唐書》司馬光《資治通鑒》朱子《通鑒綱目》與哀樞《通鑒紀事本末》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黃梨洲的《明儒學案》、全謝山的《宋元學案》從黃全兩學案講到章實齋《文史通義》章實齋《文史通義》

章节摘录
  有一位太史公的朋友問太史公︰孔子為什麼寫《春秋》?太史公說︰“余聞之董生曰”以下雲雲。董生便是董先生董仲舒,學《公羊春秋》,主張表彰六經排黜百家的便是他。太史公說︰“余聞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周道衰微,正是王者之跡熄而《春秋》作。孔子就在這二百四十二年中間,來講它的是是非非,要為天下立下一個標準,所以他“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這樣可把理想上的王者之事表達出來。這是司馬遷引述董仲舒講孔子《春秋》的話。太史公《史記》是學孔子《春秋》,那麼在《史記》里偶然講到漢高祖、漢武帝,有些處近似《春秋》“貶天子”,而後人偏認他為父親泄冤氣作謗書,那怎麼能來講太史公的《史記》?《史記》不僅是要寫下漢代初年很多事情,還要在這很多事情中有一個是非標準。他說︰“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講幾句話,不如在實際的事上來講,可以很深切、很著明。所以說“春秋,王道之大者也”。孔子要講天下之道,孔子說︰我若空講一番話,不如在過去的事上把我的意見來表現出這樣不對,這樣才對。所以曰︰“春秋以道義”,孔子《春秋》只講個義不義,而在以往二百四十年的事情背後來表達。故又說︰“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一部《春秋》里,“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至于其他許多諸侯跑來跑去不能保其社稷的,不曉得多少。為什麼弄到這樣?所以說︰“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說︰《春秋》“禮義之大宗”。這些話,太史公都是引的董仲舒。可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沒有這樣的話。其實《春秋繁露》也不一定是董仲舒自己的書。連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里,也不見這些話。《太史公自序》中說這幾句話,是他親聞之于董仲舒講孔子何為而作《春秋》,這一段話非常重要。至于太史公自己講,卻說我的《史記》不能同《春秋》相比,我只是把故事稍加整理,記下就是。這是太史公之自謙。而且他並不能自己說,我也要來貶天子,退諸侯。既然不敢,何以又在《自序》里把董仲舒的話詳細寫下?這篇《自序》實在是一篇極好的大文章。此刻我來講《史記》,其實只抄此一篇《太史公自序》,直從周公孔子到太史公,都已講在里面了。現在我們接到剛才所講,太史公怎麼來創造出他的一部《史記》,他的大創作,諸位不是大家要創作,不要守舊,不要摹仿,不要跟著別人嗎?但太史公卻只是跟著周公孔子,他的創作,就從模仿中來,不然又怎麼叫所謂學問呢?  先講陳壽的《三國志》。《三國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別的。陳壽是晉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經學上有“傳”有“記”,史書則無,但因陳壽《三國志》敘事較簡,篇幅不多,而當時的史書則已特別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講三國史的都采來注在陳壽書里。因此我們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見很多到今已失傳的史書,在裴松之時尚存,到以後南北朝長期大亂,及到唐代,很多書都看不見了,幸而在裴松之注里有,差不多有一百幾十種書。而裴松之對于這許多書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經書里僅是解釋字義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講裴注,大體可以分成六項︰一、“引諸家論,辨是非”,這屬史論方面的。二、“參諸書說,核訛異”,一件事有兩說以上不同,他“參諸書說”來校核其“訛異”之所在。三、“傳所有事,詳委曲”,這些事陳壽《三國志》里有,或者太簡單,中間委曲的地方,他來詳細地補注。四、“傳所無事,補闕佚”,在陳壽《三國志》里根本沒有這事,他補進去。五、“傳所有人,詳生平”,《三國志》里有這人,可是生平不詳,他補進了。六、“傳所無人,附同類”,《三國志》里根本沒有講到這人,他就把這人附在同類人的傳里。所以裴注比陳書不曉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陳壽《三國志》以外,同時還有一兩百部書,裴松之無不把來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從頭到尾自成篇段。此種史注,前無其例,而此下也更尤後起,所以裴注很特別。後來凡讀《三國志》的,無不兼讀裴注,而且陳志裴注總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陳壽寫《三國志》時,這一時期的史書,裴松之看過的就已有一兩百部,現在拿來一比較,陳壽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進的,有些是理論正確,事情重要,並不全出陳志下。  我們且把歐陽修《新五代史》里所謂寫史的“義法”舉幾點講一下。五代是梁、唐、晉、漢、周。梁代第一個本紀是朱溫,後來唐朝賜他名字叫“朱全忠”薛史開頭就稱朱溫為“帝”,而歐史則開頭稱他是“朱溫”,後來唐朝賜了他名字,才稱他“朱全忠”,再後來封了王,然後始稱他是“王”,更後來他篡位做了皇帝,那才稱之曰“帝”。單舉這一點,諸位把此兩書比看,就是一個大不同。薛史也有它來歷,如從前南史宋齊梁陳四代,每一個皇帝,本紀一開始就稱“帝”。而歐史則是學的《史記》,沛公到後來才稱“帝”,為沛公時不稱“帝”。最先也不稱“沛公”。若我們只讀薛史,正名定義都稱“帝”,一讀新史,才知本末。朱溫本是一個很下流的人,然而還好。更有外國人跑來在中國做皇帝的,諸位一讀歐史,原原本本、清清楚楚,都知道。這些只讀本紀就知。所以歐陽修自己說︰“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春秋是個亂世,然而孔子《春秋》里面,有一種書法,故說因亂世而立治法。但到歐陽修寫史,那時是已經有了治法了,孔子以下治國平天下豈不已有了大綱大法嗎?孔子《春秋》是因亂世立治法,現在歐陽修寫史,乃是拿孔子一套治國平天下的大法來正這些亂君。我從前就最喜歡拿歐史本紀來同薛史兩面對讀,一個一個皇帝,在這邊都見得清清楚楚,在那邊則都是“帝”,只做了皇帝,一開頭就是“帝”了,豈不這兩書的高下一看就見了嗎?  五代很短,一個時期,就有八姓十三君,只有梁、唐兩代,每一代有三十多年。此外的各代,都只幾年、十幾年。因此在五代時做臣的,很少只在一個朝代做,普通都是一個人做了幾代的官。倘使拿我們今天的話來講,好像這個人做了清朝的官,又做袁世凱時代的官,又做國民政府的官,或許再做到共產政府的官,這是一個亂世現象。薛史則只要這個人死在哪一朝代就寫在哪一朝代里,好像此等事不成一問題,這就把五代史所應有的特殊點沒有把握到。歐陽修的《五代史》,若其人專是一朝之臣,就入梁臣傳、或入唐臣傳。但這樣的人少得很。梁臣傳、唐臣傳中所收真是極少。一個人都做幾個朝代的官,歷事數朝,歐史便把來另立一個“雜傳”,亂七八糟地拉雜作傳,這真是多。也有人批評說︰這樣寫法,只看目錄,便感到不好看。怎麼每一朝代只有兩三個臣?這種批評,實是可笑。一部《五代史》,真是一段漆黑的歷史,難得有幾個人在一個朝廷做臣,而一個人兼了做五代之臣四代之臣的,卻很多。那我們豈不只看目錄,便可想見了這一個時代的特殊現象了嗎?這亦可說是歐陽修《新五代史》的創例,為從前所沒有。  照舊史之例,一篇傳後有論、有贊。而歐陽修的《五代史》,則論贊不苟作。每篇後有論贊,都足很重要的一篇大議論,不是隨便循例而寫。最有趣的一點,在歐史寫的傳贊里,每以“烏呼”二字開頭。先嘆了一口氣,再往下講。也就有人批評說,從前歷史傳後的贊,沒有拿“烏呼”兩字開頭的。這種都是學的劉知幾,只在小處批評,而並不了解寫史人的特別宗旨。歐陽修自己說︰“此衰世之書也”。既如此,那有什麼可“贊”,但照例史傳到最後要贊幾句,他卻不是在“贊”而在“嘆”。所以歐陽修又說︰我用《春秋》是用其法,師其意,而不學其文。其實有許多人,是可“嘆”而不可“贊”的。在五代這個時代無可贊只可嘆,那有何不可呢?我小孩時,在小學里讀書,寫了一篇文章,先生大為稱贊。那時我在初級小學,有高級小學年紀大的學生就圍著這先生說︰他寫的文章先生說好,但文章總沒有開頭就用“烏呼”兩個字的。先生說︰你們不知,歐陽修的《五代史》,開頭就用了“烏呼”二字。當時的小學先生,學問也博,多能讀過史書。那時在我腦里就有了個歐陽修。其實我那時也沒有讀過《五代史》,不曉得怎麼開頭就用了“烏呼”二字。但在歐陽修以前,是沒有人用“烏呼”二字作文章開頭的,所以有人要批評我,而那位先生可以替我辯,說歐陽修就這樣。但若有人批評歐陽修,那又有什麼辦法呀!  諸位讀史書,于“考史”外,又要懂得“論史”。不僅要知從前人對其當時及以往的一切批評,還要有眼光針對自己時代作批評。不能人雲亦雲,前人如何批評,我也如何批評,該要有新意見,新批評。但也不能像五四運動以來那樣信口批評,如“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等,一筆抹殺了全部歷史,那實無所謂批評。到今天,已到了全部歷史更無可批評了,遂只有作搜集材料的工夫。但搜集這些材料又有什麼用,若使一部二十四史全是帝王家譜,全是專制政治、封建社會,那麼還要讀什麼中國史?可見“評史”不能省,但批評歷史要能有見解,要知道從前人的批評,還要能來批評從前人。我們且隨便再講幾點歐陽修的《五代史》。如說軍事,五代正是用兵時代,歐史用攻、伐、討、征四個字來分別記載。兩軍相交,處在同等地位者稱“攻”。以大壓小,一大國攻打一小國,或中央政府的軍隊攻打一地方,這叫“伐”。對方確實有罪稱“討”。天子自往稱“征”。這就是春秋筆法。只看他用哪個字,便知是哪樣一會事,很簡單。兵事成果亦有不同。用兵獲地,或稱“取”,或稱“克”。易得曰“取”,難取曰“克”。又如敵人投降,以身歸稱“降”。帶著他轄地來歸稱“附”。你只看一“降”字,便知他一人來,或僅帶著家,乃至隨從少許人。倘見“附”字,便知他帶著地方一並投降。又如“反”與“叛”。“叛”是背叛了這里歸附到那里,在此稱“叛”,在彼稱“附”,如背梁附唐。若在下反上,不是歸附到別人那里去,只在里邊作亂、造反,這是“反”。又有“自殺”與“死”不同。“死”是死節,為國為公而死,“自殺”則還不到“死”的程度。自殺當然死了,但還不夠稱“死”。死是一種忠節,“自殺”則僅是自殺而已。“他殺”亦與“伏誅”不同。有大罪,應該殺,這稱“伏誅”。僅是殺了他,這又不同。像此之類,歐陽修《五代史》講究這些用字,很有趣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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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史學名著》扼要介紹了從《尚書》到《文史道義》的數部中國史學名著,實為一本簡明的史學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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