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松堂自序

三松堂自序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09年5月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馮友蘭
页数:343
字数:240000
书名:三松堂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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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松堂自序

前言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後,每別作一篇,述先世,敘經歷,發凡例,明指意,附于書尾,如《史記》之《太史公自序》,《漢書》之《敘傳》,《論衡》之《自紀》,皆其例也。其意蓋欲使後之讀其書者,知其人,論其世,更易知其書短長之所在,得失之所由。傳統體例,有足多者。  本書所及之時代,起自19世紀90年代,迄于20世紀80年代,為中國歷史急劇發展之時代,其波瀾之壯闊,變化之奇詭,為前史所未有。書于其問,憶往思,述舊聞,懷古人,望來者。都凡四部分︰曰“社會”,志環境也;曰“哲學”,明專業也;曰“大學”,論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長短不同,舊曰小說家所謂“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也。揆之舊例,名曰“自序”。非一書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總序也。世之知人論世、知我罪我者,以觀覽焉。
内容概要
“馮友蘭作品精選”以蔡仲德先生編纂的《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為底本,其中有些標點、句式的用法與現在的規範有所不同,為保持原著面貌,均末作改動(《中國哲學簡史》則采用新近的趙復三譯本)。另外,各書中使用了許多“底”字,作為助詞的“底”字在大多數情況下與“的”宇沒有區別,但在當時的語言習慣中,表示定語與中心詞之間是領屬關系時,“底”一般不通用為“的”,請讀者根據文意加以區別。
各書中的一些譯名也與現在一般通用的有所不同,如“海格爾”今譯為“黑格爾”,“聖多瑪”今譯為“聖托馬斯”等,斯賓諾莎的《致知篇》今譯為《知性改進論》,黑格爾的《心的形態學》今譯為《精神現象學》等,本次出版也未作改動。
作者简介
馮友蘭(一八九五-一九九○),字芝生,河南省唐河縣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赴美,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一九二八至一九五二年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一九五二年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书籍目录
《自序》之自序
一 社會
第一章 清末帝制時期
第二章 民國時期
第三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二 哲學
第四章 二十年代
第五章 三十年代
第六章 四十年代
第七章 五十年代及以後
三 大學
第八章 北京大學
第九章 清華大學
第十章 西南聯合大學
四 展望
第十一章 明志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可是他的诗做得很好。他做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  身处人间世,  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  击壤作尧民。  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做诗,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父亲也能做诗,有《复斋诗集》。我的一个姑母也能做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做诗的家风。我有一个偏见,认为做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  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省里去。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分发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在清朝末年,这个朝廷公开卖官,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当时称为“捐官”。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在吏部分发的时候,也可以出一笔钱,不由抽签,而由自家指定,愿意到哪一省,就到哪一省去。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称为“指省”。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不愿到边远地方去,用“指省”的办法,分发到湖北。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一直通往汉口。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武昌去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后来因为有捐官,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缺还就是那么些,所以“得缺”越来越困难。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称为“遇缺先”。没有“遇缺先”特权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所以《官场现形记》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  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那时候,在武昌做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他办了一些洋务,一些新政,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叫“方言学堂”。学校的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所以我父亲实际也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叫我母亲带我和弟弟景兰、妹妹淑兰(沅君)三人上武昌安家。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因为在地主阶级中,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可是路怎么走,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可是有人说不行,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起码坐二等,三等就男女混杂,不成体统。坐船倒可以,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跟别人不混杂。可是船家必须很可靠才行。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决定坐船。我有一个姑母,家住唐河河岸附近,她有个佃户有船,坐这个佃户的船,最可靠了,就决定托她向佃户说好,包他的船到汉口。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先到她家里,再到河边去上船。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在船舱里只能坐着,不能站起来。一上船,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特别是说话,有些字像“翻”字、“滚”字都不能说。上船后,走了两三天到襄樊。到襄樊的头一天晚上,船家又来告诉,说明天进汉江,这是大河,跟我们家乡小河不同,在小河里说句把错话还不要紧,在大河里可不能说错话。进了汉江,一路顺利,大概一个星期就到汉口了。船先停在汉口,派人到武昌给父亲送信。父亲来了,说武昌房子什么都预备好了,不过要过长江,若是下了这条船,再上渡船,又下渡船,太麻烦,最好就开这条船到武昌。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吓得惶恐万状,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经过说服,他勉强答应了,但是嘱咐大家,把窗子都关上,一句话都不要说。渡过长江,搬到租的房子里边。从乡下来的大人小孩,一到这房子里边,都不舒服极了。  在武昌租的房子,外边只有一条很窄的巷子,里边只有一个天井。说它是天井,倒也名副其实,站在院子里看天,真像《庄子》所说的井底之蛙,坐井观天。我母亲尤其觉得不习惯,院子没有内外之分,很不成体统,不像个样子。后来搬到黄土坡,天井比较大一点,大门外还有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院子还是没有内外之分。不过母亲不久也就看惯了,习以为常了。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几个孩子上学的问题。经常听见父亲和母亲讨论这件事情。如果我要再大几岁,父亲就要我上方言学堂了。父亲很重视学外文。方言学堂的学生也受到很优厚的待遇,除了管吃管住外,每月还发几两银子,作为零用。据说将来出路也很好,一定可以在外交界大小混个事。可是我岁数不到,没有办法。附近也有小学,当时父亲和母亲商量,还是以不上小学为好。因为父亲相信,在学新知识以前,必须先把中文学好。他认为,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再者我们都是外省人,小孩到小学里人地生疏,言语不通,他们很不放心。因此他们决定一个办法,叫母亲在家监督我们读书。母亲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认识一些字,有些字只能读其音,不能解其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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