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運1909

國運1909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10
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作者:雪珥
页数:316
书名:國運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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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運1909
前言
一个美而多金的女子焦急地站在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问道:“今晚要过河(huo),哪个来背我吗?”黑暗中响起了无数的声音:“还不是我来背你嘛!”夜色如墨,掩盖了这些人的真正面容。这个美而多金的女子,名叫“中华”,她将开始一段怎样的暗夜行程……中国近代改革史或许就是一部“石头记”,一部有关一个民族摸着石头过河的记录。过河的方法无非有三:架桥、造船、泅水。架桥与造船难度大、见效慢,而且主事者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远才能想得周到),也需要文韬武略(既能喊得出动听口号,也能拿得出扎实的技术功夫),更需要虚怀若谷(架桥、造船等于开创新路,桥通路成之日或许也该自觉或者被迫归隐山林之时)。尤其关键的是,架桥与造船需要分工协作、精诚团结,少争论或不争论。傻子都能看出,这么多的条件制约,对于这个民族而言,简直是苛求。于是,大家只好纵身入水,哆哆嗦嗦地过河。好在河里本还有些石头,可以摸着当做路标,踩着当做台阶。1909年,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急,石头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小,时不时地需要潜到水下才能摸着。石头摸多了,一部分人摸出了门道,摸出了经验。他们不再在乎石头的有无或大小,而是靠石吃石、靠摸吃摸,摸石头成为他们先富起来的路标、先贵起来的台阶。作为最为精通水性的“浪里白条”,他们甚至发展成为大白鲨,用他们的巨尾扫去别人好不容易踩着的石头——落水的人越多,他们的食物来源就越充足。也有一部分人,大声宣称自己手握终极真理、不二法门,可以实现强国梦,对摸着石头过河实在是不耐烦,他们不需要架桥与造船而能飞跃天堑,条件就是无条件地爱戴他、服从他、追随他。这些人不断地涌现,不断地试图飞跃,然后不断地从半空中重重地摔落河中。最后他只是拍拍屁股爬起来,向着淹溺在水中的大多数,一笑了之:就当缴学费了嘛!更多的人随大流瞎摸,石头没摸着,更没踩稳,摸到的是满手荆棘,甚至摸到了鲨鱼的门牙。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不幸成为“沉没的大多数”,他们的躯体成为新造的石头,而踩着他们前进的人则俨然成了弄潮儿……
内容概要
一貫印象,清王朝的最後改革是以“皇族內閣”的騙局和鬧劇作為收場的,充滿了荒誕氣氛。海外學者雪珥將自己定位于“歷史拾荒者”的角色,以新聞記者的敏銳和律師的嚴謹兩項從業訓練與經驗,從堆積如山的史料中爬撿出許多被忽視和遺忘的真相。正如他的比喻,追尋歷史真相如盲人摸象,許多人摸到了象的屁股,他卻拽住了象的尾巴。          時至1909年,改革已前所未有地成為大清國的全民共識及主流話語體系的主旋律,意欲在國內挺腰,在國際昂首。然而對于攝政王載灃來說,最為郁悶的是,精心設計的改革,在經過官僚體系的執行後總是會“爛尾”︰明明是利國利民的仁政,最後卻被大小領導干部轉變為擾民和斂財的工具。新的社會矛盾糾結纏葛,舊的官僚體制處處掣肘,大清國這艘巨大的航船行駛至暗礁林立的險灘。1909年這個春天的故事,竟是一步步演繹成了王朝悲劇……
作者简介
雪珥,澳大利亞華人、太平紳士,非職業歷史拾荒者,職業商人。曾任公務員、記者、財經評論員、律師,現從事地產、金融、電子商務等熱門俗務。除了花費必要的時間去賺取必要的金錢外,其余時間都投入了文物收藏、歷史研究和寫作,以海外史料解讀中國近代史,在華人文化圈中廣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金鑾殿上新來的年輕人 紫禁城的雞叫 1909年︰春天也有故事 愛新覺羅軟著陸 大清青年近衛軍 “橡皮圖章”雄起 大海航行“拷”舵手第二章  老官場的彎彎道 袁世凱冬眠 金槍不倒張之洞 慶親王的首富宿命 弄潮兒溺水 不端的年代 “蒙”“瞎”官府 腐敗的跳蚤 司法獨立vs私法獨利 善耆不善騎 “唐僧”不是吃素的 官場如賭第三章  黃龍旗下的資本主義 “鐵老大”出軌 愛國公債終誤國 “牛”背上的大清 開灤煤礦地道戰 “黑金”超限戰 帝國的牆腳 “愛國”企業家 【延伸閱讀】胡雪岩︰花花轎子人抬人 伶仃洋畔建“特區” 腐爛的根基 【延伸閱讀】帝國商人反擊戰第四章  大清國的“新新人類” “半吊子”大躍進 難產的“美國夢” 文化有罪,漢字無理第五章  鼓與呼︰世亂難為人 “爛尾”大清國 宜春沒有“春天” 在失望的田野上 槍桿子霍元甲第六章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無毒不“聖人” 康有為“熊市” 大清國的流感 瞎眼的嘆息第七章  亮劍,抑或舔傷 龍旗插上東沙島 中朝“間島”爭端 【延伸閱讀】帶刺的金達萊︰清代視野下的朝鮮問題 哈爾濱的槍聲 日本常青藤 大清羊皮日本狼 【延伸閱讀】豺狼之戀︰國人對日綿羊觀 流產的中美德聯盟 大清海軍擱淺泥沼 【延伸閱讀】蛟龍捍海︰晚清海軍揚威世界的五個瞬間尾章  大清政改的飆車與出軌
章节摘录
一个腐败到令全地球人都知道的贪官,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这自然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尤为难得的是,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政变、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乃至随后轰轰烈烈的宪政改革,奕劻都表现出了丝毫不亚于恭亲王奕的开明姿态和灵活身段,并以其特殊地位为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保驾护航,成为致力于实践和探索的“浊流”们(与崇尚空谈的“清流”相对)的幕后支撑者。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杠杆”。奕劻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变的狂风暴雨中展露无疑。作为朝廷中熟悉国际国内情况的少数明白人,奕劻坚决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巨大麻烦。他的“右倾”言论遭到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的“极左派”的不满。英国外交官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认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 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载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须清除的政敌,义和团们则将他描绘成了大汉奸,攻击奕劻的大字报贴满北京街头,已经失控的民间暴力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这位王爷。在此后讨论局势的高层会议上,奕劻一概装聋作哑,但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高喊着“扶清灭洋”动人口号的“极左派”们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在八国联军的炮声中撒腿就跑,把收拾烂摊子乃至不得不“卖国”的脏活慷慨地留给他们本想诛之而后快的“汉奸”奕劻和李鸿章。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奕劻和李鸿章 “如一囚徒”或“受到礼遇的俘虏”,为明知不可争的城下之盟而勉强一争,其间酸苦唯其自知。史家比较公认的是,因为这一功劳,慈禧太后终其一生对奕劻和李鸿章都是优容有加。从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大清乃至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广、难度最大、力度最强的改革。这一改革的主力袁世凯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没有奕劻各种手段的保驾护航,小袁或许早就成为改革的烈士了。后人多将奕劻与袁世凯的交往看成是利益输送,而忽视了在大清国的特殊国情下,无论忠臣还是奸臣,其实都是孤掌难鸣的。 “君子”果真“不党”,没有统一战线,则无论好事坏事都将一事无成。奕劻的双手,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奕劻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之前是“性贿赂”。朝廷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御史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春霖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他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劻只好请假躲避。其实,两次反腐斗争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前一案,正值东北“龙兴之地”改制设省,成为北洋(奕劻父子多被视为北洋的保护人和代言人)权力扩张的良机,即使没有这起风流案,北洋也会想方设法将段芝贵等“自己人”顶上关键岗位。结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绽。后一案则更是御史们的“自卫”之战。在新的干部体制改革中,1909年成立了资政院后,都察院的弹劾监督权被吸纳,对其裁撤势在必行,御史们只好冒险一搏,为了保饭碗而绝地反击,拿庆亲王开刀。载沣曾告诫江春霖等 “不可乱聪明”。此话很值得玩味:高唱着慷慨主旋律的悲情歌手,其潸然泪下未必真是为了天下之忧! 最为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显然极为丰富的奕劻,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而且他还照样圣眷不衰,不仅得到了“铁帽子”,而且其妻妾中还可封六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五位福晋的限额。其实,到了奕劻这种已经“不胜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人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何乐而不为呢?从这个角度看,奕劻的“首富”非当不可的。一场包括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为使命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一位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大贪官;而这位巨贪之所以贪得如此高调,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以自污而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这种看似荒谬的故事,却正是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改革的胎毒,渗透在血液之中,难以自行摆脱。……
后记
112月的盛夏阳光,明晃晃地有些伤眼。窗外已是30℃多的高温,花园里的各种花卉和蔬菜都被晒得蔫不拉及。据说,地球臭氧层的空洞正好在澳洲上方。在这样的炎炎夏日里,到处飘荡着《铃儿响叮当》(Jingle Bell)那悦耳的雪橇铃声,海滩上的比基尼女郎们居然也戴着圣诞帽,自信地展示着她们那基本属于肥硕型的身材,而穿着汗衫短裤超短裙的宅男宅女们则徜徉在用棉花装饰出来的“雪花”中,尽兴购物。冰火两重天。即使在如此盛夏,人们依然能营造出一个冰雪天地,假装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纯洁晶莹,充满了温馨浪漫。我很喜欢这种季节反差带来的奇妙感觉,尤其是澳洲人那天生的乐观与豁达。上天安排了四季,人们却可以在自己心里另有一番春秋。2圣诞节前一个月,我从澳洲的盛夏飞回了北京的冰天雪地。钻出机舱时,我还穿着短袖,却并不感觉寒冷,而是清冽。鹅毛般的雪花漫天飞洒,给大地遮掩上厚厚的白纱,假装一切都是如此纯洁。踏着厚厚的积雪,站在衔接后海与前海的银锭桥上,当然是看不到西山的美景的。海子边上酒幌林立,吆喝声四起,泛滥着似乎有点虚幻的盛世浮华。没有人注意到,脚下的土地百年前差点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名叫汪精卫的青年人,在这桥下埋下了炸弹,试图谋刺与他同样年轻的摄政王载沣,以阻止清廷正在推进的改革,为革命创造更好的条件。因为执政者的宽容,小汪意外地拣回了一条命,但他从中汲取到的最宝贵经验就是:执政者绝不应该如此养虎成患。若干年后,小汪自己也成了执政者,身居总理(行政院院长)高位,在接见“国难会议”代表时明确宣布:“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显然,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历史总是在进步的:汪总理的执政能力已大大超越摄政王,民国比前清大大地进步了。3银锭桥不远处,大雪覆盖不住的,就是那些曾经显赫的王府,尤其是醇王府和恭王府。醇王府的主人奕譞,据说是道光众儿子中资质最差的,和其兄咸丰皇帝、恭亲王难以相比;但晚清最后的半个世纪基本上就是奕譞一门的天下,光绪、宣统两任皇帝都出自他的门户。可见,政治上的最后胜利者和最大受益人,绝非那些聪明外露、个性张扬的人。“待业”时的醇亲王是一个坚定的“左派”,对执政的六哥恭亲王多所不满,认为他是个当权的“走资派”。等到将六哥挤兑下岗,他喜滋滋地挑上权力的担子,才掂量出那不可承受之重。据说,尝到当家人的难处后,醇亲王曾跑到六哥家中,道歉认错,虚心讨教。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恭王府离醇王府并不远,是目前北京城仅存的完整王府,但还是有好大一块被一个宣扬博爱仁慈的宗教机构占据着。在北京的一周时间,我五进恭王府,其中三次是冒雪而行,盘桓徘徊,难以割舍。到恭王府去得最勤的,或许是周恩来。大量的回忆录证实,周恩来生前曾经无数次地来到这里,而且十分低调。周交给谷牧的三条遗嘱中就包括尽早开放恭王府。在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心中,恭王府何以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恭王府里如今游人如织、熙熙攘攘,但他们在乎的只是和珅的故居。导游卖力地讲解着和珅成为大清国超级富豪的故事,人们张大嘴听着,哈喇子直往下滴,心向往之。历史,很多时候或许就是被八卦出来的,却还端着个一本正经的架势。4100年后,我们还在河里摸着石头。2009年,也在水里挣扎着想找到个小石块的雪珥,不自量力地萌发了撰写一部“石头记”的梦想——回顾中国百年改革史。于是,有了这些浅薄而粗陋的文字。一年来,这些文字每周一次在《中国经营报》上与读者见面,居然在这打酱油盛行的蜗居时代也能引起小小的反响。我深知,那只是因为这话题搔到了大家的痒处:在河里挣扎的你我实在很想知道前人是如何摸着石头过河的。没有任何一部宝典能指引河中的十八摸,但希望这本书能不断提醒你我:此处水深、王八多、鲨鱼凶猛……
媒体关注与评论
醇亲王是个年轻人,他成长的时代正处于现代思想在东方世界取得立足点之际,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西方世界,其心智和视野并没有因为紫禁城的城墙而受到限制。因此,他可以做到中国其他统治者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即立足于现代观点,以透视的目光,从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对比中来认识自己的国家。——《纽约时报》,1908年11月22日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宪政改革正在由摄政王加以筹备,在执行预备立宪上,他显然是真诚的。的确,很有可能他感到无力逆潮流而动,相信缓慢地往前走,试图减少一些风险。但对于中国引入代议制的不安,不仅限于保守派,相反,一些最开明的官员,由于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也担心宪政运动很可能失控。——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费莱齐(Henry P. Fletcher),1909年8月28日中国初办宪政,一切正在艰难,民意断难即恃,更不可妄恃强力……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伊藤博文,1909年10月23日                                                                                                                                                                                                                       清政府开始搞改革时姿态很消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它对改革的活动就越来越认真了。可是在这时候,改革并不如康有为和梁启超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富国强兵以防御列强的侵略,改革的目的勿宁说是为了保卫清政府不受汉人与外国人两者的攻击。换言之,改革是为了保住清王朝。——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剑桥晚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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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与打分
  •     近代中國,創巨痛深的內憂外患幾達百年,天朝的迷思被船堅炮利而一朝破去了鍍金的外表,憂國憂民之士勤求救國救民之道,其間長達數十年不斷在探索當中。洋務運動、變法圖強,最終沒有了變法內核的洋務運動,正如李鴻章所言,也不過是修補破舊茅屋的裱糊匠手段,表面上燦然一新,實際依然是千瘡百孔,聊可擋一時的細雨而已。本來等到風平浪靜之時好好修補,但北洋水師甲午一戰而沒,茅屋的底蘊已然揭穿。

      1909年是中國一個特殊的年份,中國已經再次站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遠在1909年之前,有識之士已經開始意識到,西方的強大並非單單只是炮艦的犀利、洋槍的精準,更多的原因是在于他們的體制能夠提供這些技術背後的一種隱形的支撐,看上去這個支撐是一種與前台的技術並不相關的法律、制度規定,但所有的成就都不可能離開那種制度形成的環境。這個制度環境叫做“憲政”。

      經過眾多有識之士的提醒,清廷也似乎意識到憲政的重要性,派了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實施。結果一出發就遭到了革命黨人的自殺式炸彈襲擊,換了幾個不怕死的大臣才最終成行。兩年左右的考察,其實所有的考察代筆都是出自梁啟超一系的手筆。到1908年的下半年,清廷開始宣布要用九年的時間來實行憲政。

      旅澳學者雪珥正是在這個時間段剪取了一個歷史的橫截面之後,來從一個相當具體的角度觀照在這個十字路口的中國。

      当时光绪与慈禧太后先后归天,慈禧生前指定的皇位继承人是三岁的溥仪,执政的是隆裕太后与摄政王载沣———也就是小皇帝溥仪的生父。执政的强人去世、具有合法统治权的先帝死得蹊跷,寡妇幼子加上一个志大才疏的亲王,能够把中国带到何处?

      很簡單,他們把當時的中國、也就是大清國給帶到溝里去了。這個結果不會令任何人意外,從官場道路上說,攝政王載灃就是個小雛雞,面對盤根錯節的官僚機構,就連慈禧太後都不能徹底駕馭,更何況這個靠兒子上位的攝政王?

      不能說清廷是沒有改革意願的,但改革措施的連續出台,不但沒有彌合社會的鴻溝,反而是加劇了國內相互對立的態勢。六部九卿當中,裁撤冗員引發了舊官僚的不滿,而六部的合並,更使得滿族官吏從前期的滿漢勢均力敵,到了滿人獨大、真正掌管六部。不但如此,各個要害衙門、軍權政權都掌握在親貴的手中。

      這是清廷在真正的政治改革之前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最重要的就是保證政權永遠掌握在自己手里。受過基本教育的清廷高層其實非常明白,憲政就是剝奪統治者權力的手段,甚至他們所打算效仿的日本立憲政治,也是真正意義上的虛君政治。想要長保富貴尊榮,必須在改革之前做好所有的準備。

      而這個準備也不盡然在政權上,同時在經濟上也做了相應的準備。同時,那個所謂的“九年立憲”所立的憲法,只是把憲政的名字引入了中國,但具體條文則是把皇權的至高無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原本中國的皇權其實是某種具有彈性的權力,臣下與社會輿論與傳統觀念還能有一些約束之力,但在新的所謂中國式憲政之下,皇權打算真正開始裸奔。

      在這種憲政與改革之下,上令不行與政權實際上的分崩離析是不能避免的。攝政王載灃在他的官邸中困惑著︰老百姓到底要什麼?其實也沒要什麼,只是一些清廷承諾但給不了的東西。當老百姓明白這些東西不是清廷能給的,最好還是自己去爭取的時候,清廷就結束了。

      雪珥先生在書中所截取的,正好是這段時間的彷徨與抉擇。可惜的是,最終的抉擇者終究是歷史。只是每到這種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之時,中國的歷代統治者都會選擇錯誤,這背後的意味實在是耐人尋味得很。晚清名臣張之洞死時,攝政王載灃去看望,張之洞提醒他小心民變,載灃很驕傲地說“有兵在”。說不定這就是他們總是選擇錯誤的原因吧。
  •     我得承認,看完雪珥的《國運1909》是需要勇氣的︰因為它將我腦中以前對“舊中國”的認識完全滌蕩一新!當然對于其他讀者來說可能不會覺得有這樣的沖擊,因為他們或許早就有這樣的認識或不認同這種認識。
    《國運1909》以翔實的筆觸、客觀的立場並伴以作者豐富的閱歷(呵呵,這是我自己對他的評價,如果沒有豐富的閱歷他也寫不出這樣有深度和意思深遠的作品來),描繪了大清帝國坍塌前夜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與民生畫卷。特別是對于各色人等包括日本等外國人的描畫使得我們知道了“利益決定立場,立場決定態度,從來都是屁股指揮腦袋” 、“一切歸根到底就只是未得利益與既得利益的分野” 、“大國沖突就是利益沖突”和“國家在主權線之外還有一條利益線”,字里行間也流露出作者憂國憂民的赤子情懷-盡管他已是澳籍華人。
    从来没有一本书教我们这样看问题,也从来没有一本书是这样地推心置腹,看了它,真的觉得自己以前就象是受了“愚民”教育一样――这话可能不中听,但中用!
    尤其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那些裹在愛國主義外衣下的真正嘴臉,其中有很多賣國賊!還有那些被所謂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驅動而唱著動人的愛國口號的憤青們,他們更容易在別有用心的人的唆使下盲動,他們不知道打碎一個舊制度容易,但建立一個新制度、特別是真正利國利民的、規範的新制度是何其不易,即“改革與革命相比,難度更大”!因為他們除了空有一腔砸碎舊制度而後快的沖動,並不具備對結局的把握能力。
    《國運1909》我是喜歡的,即使有不同意見者,看了它也會警醒吧︰落後是要挨打的!
    如果當下中國的問題能在此受到啟發,則國之幸矣,民之幸矣。
    感謝雪珥寫出這麼好的書!(他還有別的書哦,一本一本看吧)
    唯一的一點疑慮是︰為什麼載灃沒有直接當皇帝而只是攝政王?當皇帝辦事情不僅執行起來可能會順利、直接一些,是不是還可以避免所謂的“快完了”呢?這一點作者沒有分析,或許是覺得沒有必要吧。
  •     ……

    共50章,27章以省略號結尾。一串簡單的字符,一端深植入歷史,一端牽引著現實,徒留一段無聲勝有聲的突兀,讓中國人盡情地去舔舐這百年的傷口。

    百年之後,我們仍像我們的祖先一樣沉溺在黯然神傷與痛哭流涕之中,難以自拔。誠然,悲情的眼淚是平衡我們心理最好的藥劑,但當一個遭受苦難的民族將精力都放在了哭泣與控訴上時,誰來自省,誰來自強?中國人似乎喜歡將深重的苦難當成極好的影視素材,翻拍南京大屠殺的鱗次櫛比,似乎在賺足了沉重與淚水之後,便能換取心理上極大的補償與慰藉,便能將對罹難者的紀念化作道德的壓制,便能將落後與窩囊包裝成悲壯與高尚。當小日本滾出一個甲子之後,我們還在用自己的痛苦為成本,用漫天的口水當武器,用激情洋溢與滔滔不絕作手段,去聲嘶力竭地叫嚷譴責右翼的歪曲……但日本就不承認呢?日本就不道歉呢?日本就不理你呢?我們難道還要繼續在傷痕中尋找道德上畸形的快感?

    這不是浩然的正氣,這是變態的自虐。

    當我們沉醉在眼淚的平衡中時,日本卻在紀念黑船事件帶來的革新。這樣的對手難道不值得我們尊敬嗎?這樣的結果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去真正地深刻反思嗎?

    ……

    關于1909,宣統元年及前後的這次憲政改革,本可以看成清王朝最後的回光返照,但一百年這個歷史輪回卻將其披上了“風景舊曾諳”的詭秘外套。百年前的那些世態百相,在今天看來仍有似曾相識的感受,這不得不讓人感到一絲心驚肉跳。但從另一個方面講,這些“歷史照進現實”的景觀,同樣也是“資治通鑒”式歷史經驗的優質寫本。

    近代中国直至当今——或者说从华夏文明发轫之初,就有一种“以厚施薄”甚至于近乎“以德报怨”的倾向。从以宗主国身份回报藩属国丰厚物什,到近代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大方地豁免来自日本的赔款,至新中国时源源不断援助非洲后而购销贷款,这种“宽容”就时刻不断指导着中华文明以道德上的优势来塑造“礼仪之邦”的形象。如果说“以厚施薄”可以理解为构建国际影响力的话,那么“以德报怨”这种试图用自己的宽容来弥补伤痕,就近乎于一种自恋式的一厢情愿了。孔子早就说过,如果以德报怨,那么何以报德呢?难道中华文明的辉煌,仅仅是以简单的“宽容”两字来构筑的?

    不可否認,一個民族的武力絕非令人尊敬的唯一標準,其包容性往往決定著文明的延續與否。但同樣重要的是,一個民族偉大的包容性也並非僅僅用“寬容”兩字可解釋,而是在這看似溫和的背後,乃是有其難以磨滅的陽剛之氣的存在。我們贊嘆于漢唐盛世,但漢唐之所以能問鼎于天下,厲兵秣馬、投鞭斷流、鐵騎馳騁的赳赳之氣亦是立足根本。大漢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鏖兵大漠,橫挑匈奴,不僅留給後世“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感嘆,也讓大唐的文人楊炯發出“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投筆從戎豪氣。陽剛烈氣,足顯盛世之風。

    1840年的中國人,在天朝盛世廣博“胸襟”的庇護下,原本挺拔的脊梁骨早已被懦弱與外強中干所充斥,只留戰前的口水抗戰與戰後的噤若寒蟬。于是,近代的“東亞病夫”們只能用同樣一味的妥協與忍讓來寬恕列強的咄咄逼人。海納百川固然能得天下之心,但如果在這種懷柔的陶醉之中無形喪失掉了本有的陽剛之氣,那麼便是一種可怕的墮落。在這個所謂“偽娘”興起的時代,我不知道身為華夏後人的我們,是否還有像我們的祖先一樣值得讓世界崇敬的精,氣,與神?

    最後是一封西漢名將陳湯的上疏。一直以來,每讀到最後一句話,我都會感到一陣莫名的狂熱。我們的先輩已用實際行動,向我們證明了一個民族錚錚的鐵骨脊梁;而這,才是真正令世人尊敬的中華民族︰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 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 郅支單于慘毒行于民,大惡逼于天。 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槁于蠻夷邸間,以示萬里……

    ……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     对于这样一本书,如果仅仅用深受启发来形容,只能说读者还是未得要领。以1909年为轴,穿过一个世纪以来的谎言与迷信,海外史料终于与中土史料在此合流,并以手术刀般的剖析将大清国最后的改革完整呈现。丧钟为谁而鸣——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丧钟为何敲响。雪珥这部著作,对于清末和民国这段百年出轨的历史的重新厘清与匡正,也必将让读者在思考的同时完成智慧的提升和飞跃。
  •     这本书是专栏的合集,分为八章,所以可以感觉到它内里文章的独立性,因此,即使你没有充足的时间连续阅读,也可以随手翻阅。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思想性或者不深刻。      该书探讨了1909大清的现实状况,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作者的观点不同于以往教科书中的视角,在立足于国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加之自我思考,给予大清1909之人与事之不同的评价,可以说更多的是正面的评价,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这是我喜欢本书的原因之一。再者,本书的叙述很新颖,让人当作普通政治通俗读物也不错。      中国近代史一直都是蒙着面纱的美人,说不清道不明,总有一些人、事浮浮沉沉,却还是让人一头雾水,历史教科书上总是寥寥几笔,我想,原因可能就在于着墨少,对很多人、事的不明朗。其实这很正常,纵观历史,越是与著史的年代近的朝代历史就越难以透彻明朗。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求,或多或少都会顾虑而有所偏倚。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诸如李鸿章这样的人会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千秋功过,总是付与后人说。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我读关于大清1909改革后的看法。作者的笔下,大清朝全方位启动的改革,无论是重臣出洋考察,归来痛下决心的实际改革措施还是人才建设上送学子出洋镀金·····如果没有革命派或者保皇派们的干扰,也许大清的改革前途会明朗会有大成效。其实理论上确实可能可行。然而社会的风浪不会因为某个美好的制度设计而等待,相反,过急则乱。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改革变相成了实际的暴政时,民众自然是如干柴,一点就着。再好的改革措施也不过是一场华丽丽的设计秀,中看不中用。仅以当时的人才建设为例,如果确如作者所言,大多的学子出洋不过是换一张华丽的证书,有的甚至短短数月便可得,并无真才实学,让这样的人参与改革,不但无益于改革的实施,更是让改革变了味。如此的改革怎么可能成功。      稳定压倒一切。本身改革就已经要牵一发而动全身了。如果没有稳定的局面,恐怕这一动,就不是按改革决策者们预想的动了,反而给了其他势力以时机。其实任何一个社会转型的时候,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的可爱和诡异之处在于很多事件都似曾相识,而后来人难免会重蹈覆辙,如何跳出历史的窠臼,这也是为什么必须直面历史,研究历史的原因。
  •     說沉重,首先是這本書利用豐富的史料顛覆了我們很多傳統的認識,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歷史。很同意那句話,史無定法。歷史業已湮滅在過去,我們沒有辦法完整的還原那個年代的背景,那個年代的人,我們能做的,只是從僥幸遺留下來的鳳毛麟角但卻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去窺探那個年代。我們看到的永遠只是冰山一角,但只有從多個角度,去看,我們才有可能推測出冰山的全貌,才有可能去較為真實的還原歷史。很慶幸,這本書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視角,讓我們看到了不曾看到的歷史。

    其次是因為中國現在也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也面臨著諸多的問題。清政府被人們冠上了腐敗無能的帽子,但從清庭的改革中我們能不能學到東西,吸取教訓,來引領我們在百年之後走向崛起,值得我們深思。看完,才會發現,很多問題是如此的類似,如此的雷同,就像人們感慨的一樣,歷史似乎總在重演。我們現在的條件要比當年好的多,加上前車之鑒,相信我們能走的更好。
  •     一直對清帝國懷著很深很復雜的感情,一直認為中國原本有機會走上日本式的君主立憲道路,盡管過程會更加艱難。清王朝承載了所有本該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和所有中國人都負責的落後本源的罪責。百年以來,出于政治的需要,無論是革命黨還是後來的共產黨都竭力否認清廷的改革的積極意義,以圖證明自己政體國體的先進性,事實證明,中國之後的一切改革,無論從社會經濟政治方面還是從深度還是廣度而言,還是沒有超過當時清廷改革。
    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撇開政治的偏見,客觀評價清廷的新政,才是有獨立的思考能力和價值觀的知識分子所應持有的態度。
  •     我從大眾日報上讀到了雪珥,一口氣買了幾乎他的全部作品,除了《絕版甲午》,而有的黑心賣家竟然把一本20元的書賣到200元,無恥之極,雪珥的作品徹底顛覆了我以前的歷史觀,什麼是歷史,歷史掌握在寫歷史的人手里,因為外籍身份,經歷閱歷財力使得雪珥游刃有余,敢于發出屬于自己的聲音,不人雲亦雲,讀著舒服,讓人信服,原來高中的歷史老師拿我們當做歷史教學的實驗田,使得本人在高考中歷史竟然以不及格的分數呈現在父母眼中,使得本人很受傷,因此對于歷史總有一種糾結在其中,使得我更願意看台灣香港人寫的史書,現在又有了澳洲人,有人曾經說過要看中國近代史,那就到劍橋
  •     從國際化視角審視清帝國的改革,寫得好!
  •     正如標題歷史照進現實,它會讓你對今天的改革有全新的認識,體會改革的艱難。
  •     1909年,發生了很大的震動!但是,它沒有1911年動靜大,因為,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了!但是1909年就不重要嗎?不,這本1909就告訴你很多、很關鍵的歷史事件!因為量變的結果在1911年開花結果了!載灃攝政王被刺!清政府立憲預備!孫文的同盟會到處宣講籌資武裝起義!康有為等人與歷史評價不符的故事!等等! 看來歷史的兩面性乃真理也!壞的清政府未必就壞到了頭,好的革命黨恰恰也會做出讓人不齒的勾當! 細細品味此書,仍有許多現實意義在其中!當家人的難處,其實,有時候我們老百姓未必能夠體會!
  •     王朝交替前的改革與改革者們的故事,歷史給今人的啟示
  •     雪珥的思路卻是獨特,我喜歡他對中國近代歷史的思考方式,懷疑所寫的歷史真實性(當然其他人寫的歷史的真實性我也懷疑),但書中能看到另一層面的愛國。
  •     一個王朝在走到了非改不可的泥沼中時。改革是歷史的必然...

  •     雪珥的書總是有啟示性,翔實的史料,給你一面不一樣的歷史鏡子。
  •     讀罷此書,我們開始對清末那段風雲激蕩的歷史有了重新而又新的認識,書中的內容用極為豐富而又經得起考證的資料對清末做了中肯的評判和介紹。歷史照亮現實,當時激蕩的改革對今天又有著無比的啟迪意義。
  •     100年前的改革開放搞活,與今天中國面臨的危局何其相似。歷史總是在不停的兜圈子,我們並不比前人聰明多少。
  •     首先,請允許我表達對該書作者的敬意,這是一本很過癮的書!
    接下來,談談我自己的讀後感吧。這本書汲取了不少優秀書籍的精髓。作者用非常“潮”詞匯向讀者娓娓道來百年前的那場改革巨變,結合史料所提出的觀點很新穎也很有啟發意義,對那場改革的評價也跳出了純粹的意識形態,更加客觀而真實。初讀之下文筆非常寫意,尤其是剛開始看此書時。書的附錄部分(作者的受訪)掀起一陣高潮,作者的歷史觀躍然于上,尤其是一些評論影射“時下國家與社會之疾”,真是很有見地的觀點。
    不過金無赤足,書的當中個別篇章的內容,我覺得一般,可能1909年真沒那麼多東西可談吧!
    總之,瑕不掩瑜,好書我還是一定要推薦給大家的!
  •     作者是太平紳士,專業作家,歷史學家。以獨特的視角和獨家資料,為我們介紹一百年前的那段歷史,可是我們不自覺的把思考點落到當下,塵封的記憶,卻又似曾相識,不禁感慨︰“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仔細梳理那段歷史,足以讓我們應當反思當下,裝幀印刷都很好。對近代史感興趣的可以收藏。
  •     像端方這樣有能力的人,正人君子,竟是革“命”的首選對象,很震驚,又覺得悲涼。這就是社會,這就是必要的“犧牲”?歷史啊,難寫。人,更是難做。
  •     作者雪珥對清朝的歷史分析得還是很清晰,值得推薦
  •     重看清帝國的改革。
  •     当奕劻、李鸿章、袁世凯、载沣等都摘掉格式化面具,还原成活生生的人,有思想,有张力……重新唤起我对历史的趣味。的确很像《万历十五年》的味道。语言生动却不轻佻,好读
  •     盡管那麼多的人,很優秀,力挽狂瀾,就是挽不過去。民智不啟蒙,是很難從改革上完成任務。休克療法、崩潰療法像響雷,震醒大家。想想魯迅的小說《風波》,就是教訓。在這一點上我不認同作者。這本書的文筆確實好,立意也很高,很多地方看了,和現實影影綽綽的,不僅僅是語言借用。
  •     鳳凰衛視介紹的,在網上找了好長時間才找到,剛看一點,對雪珥的書印象一直不錯,不像傳統史書那麼古板,很有看頭。
  •     這本書是幫朋友買的,看看目錄覺得應該不錯,似乎很有趣,通過歷史重新解讀,感嘆中國的一步步演繹。
  •     改革在中國行之艱,動之難,真非幾個字可以說清楚的。但願我們今天的改革能做得好一點,利益集團的打破是必須的。
  •     領導推薦的,果然不錯,對現在改革有些啟示
  •     最早在《中國經營報》上看到的雪珥的專欄連載,等到出書時就買了。不錯的
  •     雪珥的書,不用說,除了絕版甲午未能買到之外,其他的都收藏了
  •     作者的角度是比較哈清的,主觀性很有傾向,但是作為歷史來閱讀,換一個角度來看來思考也不錯!
  •     非常好啊,看法很客觀,值得一看。讓我對清朝改革有了新認識
  •     1909的清政改革,無非是落日余暉,已失去其光芒萬丈,腐朽落後的大清帝國頹敗之氣已勢不可擋,轉之以國民黨人之革命取而代之。書很好,就事論事,還配有插圖,讀史一目了然。好評!
  •     一如以往,改革即是陣痛
  •     這個時代需要眼界,需要正確評價改革
  •     對晚清政府的改革有一定的了解
  •     作者似乎在說改革不容易,也似乎為當世政治改革之慢尋找合理的理由。
  •     在眾人為改革眾說紛紜的時候,他以特有的冷言冷語試圖喚回我們的理智,
  •     雪珥的這幾本書值得關心國事的人一讀。
  •     這個是買雪珥四本書中的一本
  •     寫出了大清國的各種無奈,值得推薦
  •     好書!一本敢于面對歷史,敢于面對現實,讓我們在共黨體制下有機重新正確認識歷史,彌足珍貴
  •     男友推薦的書,史料很豐富,作者觀點和許多近代史的新思路一樣也對傳統觀點有很多反思
  •     視角獨特,有大量平時歷史教科書語焉不詳的史料,值得一看!
  •     能給我們一個歷史的真相
  •     作者寫歷史的視角很獨特,使我們可以冷靜的思考歷史,對老百姓來說,疾風暴雨的革命確實會加重災難。但反過來,不革命,那些記得利益者會輕易放棄特權,迎來民主、自由、平等的世界嗎?
  •     作者從一個我們不太多見的角度來組織資料、呈現、解讀歷史,非常有價值。這是一本值得收藏的好書。听說柳傳志老爺子也在讀,要是國人都讀一遍,理想之國也許就有希望得多。
  •     以一個時間節點為中心,展開了滿清末代的歷史畫卷,同時對認識當今社會思潮也有很好的啟發。
  •     閱讀之後思路大開,為什麼好的歷史書都要外國人來寫(盡管是華裔),我們國家那麼多歷史學家都是擺設?
  •     這書挺好的,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那段歷史,再昏庸的年代也有可取之處,歷史總會有很多偶然,有時候總會想,如果歷史再某一個節點沒有這樣,那未來又會如何
  •     中國的歷史書近些年變得好看多了,但還不成系統。當然,這種從細碎的地方開始剖解,樹立了新的風範。1909年,這個點抓得有些玄機。一百年了,是有些參照物還在,那樣的長生,令人不寒而栗。怎麼辦呢?
  •     百年輪回啊,令人唏噓。100年後的今天,會不會掉進同一個坑里?我相信領導層身邊有充分研究過這個問題的高參,問題是,看得見這個坑,不等于能夠避免滑進去。
  •     看慣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寫的歷史,讀讀其他類別的歷史也是相當有意義的。
  •     中國的歷史在侵略者手里
  •     以前讀過雪耳的文章,這本書更是喜歡!歷史的觀點且先不說,光是作者的行文,揮灑自如的文字駕馭能力,讀來十分受用!
    只是關于中國海軍訪美的是巡洋艦還是驅逐艦,在同一頁里居然出現了自相矛盾的地方。不過這只是非常非常細小的瑕疵了。
  •     一向以為進步的那些人,也有齷齪的地方;一向以為朽爛的人,也有閃光和親切之處。就比如新聞,即時發生的,網絡加紙媒,真相也撲朔迷離,好多貓膩。看了1909,這種感覺更深了。自己還有看不懂自己的事
  •     看了後對清末歷史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對革命也有了清醒的認識。非常值得一看!
  •     不錯的歷史讀物,很好的視角,值得閱讀。
  •     作者從另一些資料中講歷史,以史援今,很有啟發性。
  •     這是一本中國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     推翻舊的統治集團,新的統治者可能更差,社會還沒有準備好。
  •     一本不錯的好書,喜歡歷史的朋友快下手吧,這個價位超值啊,
  •     對于大家固有的晚清歷史了解,這是一個顛覆。這種顛覆,是好事。
  •     這段歷史太苦了。至于到底如何,貌似這本書還講了點東西,看過再說
  •     從另外一個角度交代了當時的歷史背景,這是在課堂上所學不到的。
  •     輕松的歷史讀物,讀起來有小說的感覺。
  •     喜歡歷史 和愛感嘆人生的要看
  •     了解被化妝的歷史,更好的去認識現在。
  •     書明顯是舊的,印刷也不好,連外包裝都沒有。以後去亞馬遜買好。
  •     中國曾經面臨機會,卻失去了;“運”不好。這個,在整個環境,在具體個人。中日百余年來一直在比較,都是幾起幾落。“運”在哪里?中國對日本是要提高戒備,也應多向其學習。
  •     是央視主播芮成鋼推薦的書,看了之後,會讓你重新認識那個時代,改變了一些自己原來的看法,總之還是挺喜歡的。
  •     本書很學研究價值,反思當前社會各種矛盾,是值得推薦的一本好書!
  •     作者從嶄新的角度研究了晚晴的變革,對現實有很多反思。
  •     強烈推薦,讓“屁股決定腦袋”的歷史學家們走遠一點。
  •     日薄西山下的對命運的最後抗爭,可是,沒有成功,功虧一簣。。。。讓人扼腕長嘆。。
  •     和現實對照,很有意思,內容略亂。適合枕邊的小品。
  •     非常好看,且對現實頗有借鑒意義
  •     還沒開始看,就書本的包裝上看還是挺不錯的。但是書本的排版就~~快遞雖然慢了點,態度還可以。
  •     反正挺好看,有意思。
  •     不錯,各方面都挺好。
  •     不錯 近代史 是一部血淚史 該從中反省 反思
  •     本文與時政相結合,眼界開闊,我喜歡這種風格。
  •     好書,慢慢讀,就是一直沒時間
  •     額 買回來還沒時間讀 不過 當當發貨速度還有待提高
  •     寫的很好,能夠了解臉譜的發家史了
  •     都有不錯,我就不一本一本的寫評價了
  •     大愛啊,華僑寫的就是不一樣!
  •     老實說,買這本書只是為了湊,滿200減100的活動,內容大致翻了翻,至少寫的東西還是我比較感興趣的,相信應該是本不錯的書。 書的品相成色都不錯,感謝當當。給當當提個建議,希望今後在當當網上購入的書,都能像新華書店一樣,刻上個章,以示紀念。
  •     寫的很詳實易懂,很不錯的一本書
  •     以一種調侃的口氣寫出雜文的深刻,還是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才氣
  •     這本書還是很視野和見解的。中國人被主流錯誤文化意為洗得已經很痴呆了
  •     看名字感覺很枯燥,但是讀起來比較輕松,充滿了啟發人思考的事實
  •     自從看了絕版甲午後,感覺雪耳的書不錯,已出的基本都買了,最近買辛亥革命的不同書籍也多,雪耳的還有插圖,不錯
  •     值得讀一讀,了解中國的過去。
  •     正確分析中國的命運
  •     內容很好,與時下形勢有幾分相似。要耐住性子看。以史為鑒。
  •     晚清的人竟然這麼有風骨,善耆、端方等等。覺得這個說法比較可靠。去故宮幾次,每當看到太和殿和乾清宮,想起一百年前這里的故事,就覺得那時是沒有陽光的,天始終灰暗,所有人都灰暗。讀完書,有改變
  •     此兩本書籍,可謂是物美價廉,值得一讀!物流特快!
  •     之前圖書館借過,覺得結合了中外的評論,觀點比較中立,對清政府的評價更客觀。而且當時面臨的問題,再當代也出現了。讀完之後,對當今社會問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     從一個新的視角重新認識晚清,但作者的傾向性還是比較強的
  •     很多人推薦過,值得一讀
  •     如今天下,同那時的天下-------一樣!
    只是換了一群人而已!!
  •     這本書讀著不累,也能讓人思考。看到中國人的根子了
  •     內容思想性很強,可結合《走向共和》來看。另外文章中應用很多成語,絕對值得文學愛好者讀一讀
  •     相當值得推薦!
  •     速度很贊,昨天晚上拍的,第二天就送到了,性價比很贊,就是書皮有點折,但是沒什麼影響……
  •     雪珥的書都很好,理性,值得借鑒,真正的歷史
  •     這套書陸續買了一套,休閑的時候看看,可以了解一下不同的生活方式
  •     太好看了,真值,真心推薦,哈哈
  •     物美價廉,印刷很正,內容不錯
  •     速度快,書質量還行
  •     很不錯。另一個角度,另一種思維,全新的感受,嶄新的啟迪。
  •     很想了解一下,相關的書太多,听說這個不錯
  •     一般般,只能算一般般
  •     為嘛一定要湊齊十個字
  •     買回來給孩子看的,應該還不錯
  •     雪餌的說總是值得推薦
  •       《國運1909年---摸石頭的時代》
      
      1
      我還是直接將雪珥本書自序放到我讀後的最前面,因為這個自序,顯然是作者本人的深度感受+高度提領!
      我們也能感受到蔣先生的晚清改革史的基本認知,那就是“不改革等死,亂改革找死”。
      
      3
      一個美而多金的女子焦急地站在河邊,面對湍急的河水,問道︰“今晚要過河(huo),哪個來背我嗎?”黑暗中響起了無數的聲音︰“還不是我來背你嘛!”夜色如墨,掩蓋了這些人的真正面容。這個美而多金的女子,名叫“中華”,她將開始一段怎樣的暗夜行程……中國近代改革史或許就是一部“石頭記”,一部有關一個民族摸著石頭過河的記錄。過河的方法無非有三︰架橋、造船、泅水。架橋與造船難度大、見效慢,而且主事者不僅需要高瞻遠矚(站得高才能看得遠,看得遠才能想得周到),也需要文韜武略(既能喊得出動听口號,也能拿得出扎實的技術功夫),更需要虛懷若谷(架橋、造船等于開創新路,橋通路成之日或許也該自覺或者被迫歸隱山林之時)。
      尤其关键的是,架桥与造船需要分工协作、精诚团结,少争论或不争论。傻子都能看出,这么多的条件制约,对于这个民族而言,简直是苛求。于是,大家只好纵身入水,哆哆嗦嗦地过河。好在河里本还有些石头,可以摸着当做路标,踩着当做台阶。1909 年,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急,石头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小,时不时地需要潜到水下才能摸着。石头摸多了,一部分人摸出了门道,摸出了经验。他们不再在乎石头的有无或大小,而是靠石吃石、靠摸吃摸,摸石头成为他们先富起来的路标、先贵起来的台阶。作为最为精通水性的“浪里白条”,他们甚至发展成为大白鲨,用他们的巨尾扫去别人好不容易踩着的石头——落水的人越多,他们的食物来源就越充足。也有一部分人,大声宣称自己手握终极真理、不二法门,可以实现强国梦,对摸着石头过河实在是不耐烦,他们不需要架桥与造船而能飞跃天堑,条件就是无条件地爱戴他、服从他、追随他。这些人不断地涌现,不断地试图飞跃,然后不断地从半空中重重地摔落河中。最后他只是拍拍屁股爬起来,向着淹溺在水中的大多数,一笑了之:就当缴学费了嘛!更多的人随大流瞎摸,石头没摸着,更没踩稳,摸到的是满手荆棘,甚至摸到了鲨鱼的门牙。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不幸成为“沉没的大多数”,他们的躯体成为新造的石头,而踩着他们前进的人则俨然成了弄潮儿……
      (雪珥,2009 年11 月于悉尼-北京-重慶-上海途中)
      04463
      
      我還能畫蛇添足嗎?算了!開始看正文,听蔣先生回味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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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金鑾殿上新來的年輕人
      1909 年,大清国新任核心领导层更加坚定了改革之路。这是不得已的,必须找到新出路,时势和人心都要求如此——改革前所未有地成为全民的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的主旋律。在执掌朝政四十余载的慈禧的身后,大清国突然遭遇一帮“80后”的主政人,不乏眼界与想象力,大张旗鼓地动作起来。只是,快步前进中含藏着许多仓促和局促,计划中的万象更新不禁有些迷离……
      ----這段話,太熟悉了!真的----不是國人無法感同,亦無法寫出!
      
      
      第三章:黃龍旗下的資本主義
      鐵路、煤礦、公司、股市、特區,這些新鮮的名詞在1909年的大清國越發地惹人注目,說到底都是錢鬧的。大清國不比當年“天朝物產豐盈”,屢戰屢敗後欠下了一大筆的饑荒。好在有了新的攬錢門路,正想拿這個接一口氣。
      ----當年改革的力度,不可謂不能;不可謂不新;不可謂不心;惟----體制根基未改,于是結果為敗!----是嗎?
      
      
      然後是第四章、第五章,我還很認真地,將每處自己或有感受及體會的地方貼上標簽,欲事後進行匯總,摘錄!
      慢慢地,慢慢地,我看完了第七章,已經不再那麼自信和有膽子往書上貼標簽了,那種初期殘留的,想對書中文字、觀點和史料進行一些針砭、駁斥的念頭,已經蕩滌!
      晚清的軍艦,破機帆幾只可以駛往南海東沙島宣誓主權,驅趕東洋人;甲午戰爭戰敗後,重振之大清海軍主力戰艦海圻號可以穿越三大洋,達紐約(那是1911年的9月11日)表達友好,順便宣示威嚴,讓墨西哥政府答應對我華僑在其內亂期間遭遇的損失做充分補償(大清國駐墨西哥代辦沈艾孫,向墨西哥政府提起交涉,要求懲辦凶手、撫恤死難者家屬、設法保護華僑並給予經濟賠償。沈艾孫提出的索賠令墨西哥政府大吃一驚:3000萬墨西哥銀元)
      除了揚威之作,還有日俄戰爭期間,戰地國人積極充當日軍情報、物資及他類雜物的輔助人員;朝鮮發生之清日戰爭期間,被英國領事館庇護的清軍數百,飽食後依然上街滋擾百姓......林林總總、玲瑯滿目!
      想來蔣先生只是說了萬千史料的一部分,這些史料日常單獨拿出來觀瞧,也不會覺得很突兀,若將他們串聯關系,並鋪陳在1909年的國運主線上,大有為國人之總體的不爭,不振,不擇感慨萬千!
      延續至今,我們確實還對那個鄰居抱著有趣的憤慨與不滿,認為他們應該下跪、道歉、毀社!用蔣先生言,都一個甲子過了,還沒看清!
      轉而,還是蔣先生所思所得,國人普羅不看清,是常態,國人中堅,亦同樣不看清,或者說不願去看清------豈不聞“知日”,可以構建出一個新“智”嗎?
      這就是國人大體狀態!因此,我們需要的是某種程度的破機帆就敢闖的態度及行動!現在釣魚之島可堅挺,若沒有附生旁支的諸如當年東蒙鐵路做並行線,那就確實可以振奮一下的!
      國人需要振奮,很久以來,大體都只有從競技體育賽事獲得些許安慰了,這個狀態要改變,否則鄰居還是會督促你改變的!
      
      當認知到自己學史的程度之初級,資料理解和貫穿之破洞,怎麼還敢于逐章逐節,去所謂辯駁或查證呢?
      歇了吧!
      
      這不,大清帝國也正如那死鬼伊藤博文預言的,1909年才開始的憲政,剛過二年就被洶涌而起的地方勢力瓦解、分崩了!
      回頭看,那些地方勢力與大員,太多唱著憲政與政改的口號,實則撈取利益,鞏固自身;而那些偉大共和口號嚷嚷革命者,也不少只是祈望渾水可摸魚,帝王輪流做之類。
      這樣的基礎,一座古老大樓,二年才倒,已算幸事了吧!
      
      急,不行;可,不急,怕也是百年不進吧!中國,需要一個遠瞻強勢引導者!
      
      作為讀者的我,深深敬佩蔣先生的史料砌書,珠串成器;作為讀者,更作為國人,需要更多閱讀和深思,再不努力厘清史公們涂改後的紙張,怕是不急,真不行了!
      最近同步在看蔣先生《大國海盜(10集紀錄片) 》,該片2011年底攝制的吧,因為閩南語播放,在東南亞頗受歡迎,蔣先生表示,想應該是和觀眾有共鳴的關系吧。他也期望對海盜的重新認識,或許能打開中國人的心靈邊境。
      是啊,海盜,鄭成功,王直,倭寇,我們的腦海中又被塞進多少涂改官樣,也一起拉出來洗洗干淨,再塞回去吧!
      
      
      
      最後是蔣先生自談︰
      之前有不少記者也問我,說我的書中對晚清帝王、大臣的改革作了一些不同以往的評價,這其中似有為統治者“美化”的嫌疑。其實,我的書中絕對沒有美化任何人的傾向,而只是在嘗試還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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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一個很典型的現象就是:在野者永遠將自己打扮成天使,將執政者描繪成魔鬼,這是一種奪權的策略需要;同樣的,後世的執政者也永遠把前代的執政者妖魔化,以便證明自己是偉大的、正確的。
        中國人從骨子里喜歡“革命”思維,“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政治游戲的核心就是奪權,為此可以不擇手段。而在口號的動听悅耳方面,執政者永遠比不上在野者,因為人家不挑擔子,站著說話不腰疼。我們從來都不缺乏慷慨激昂的挑刺者,卻一直缺少踏實勤勉、能夠前半夜想想自己、後半夜想想別人的人。歷朝歷代的反政府者,往往把自己當成正義和真理的化身。
      
        自晚清以來,幾乎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那些摸著石頭過河的體制內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責,摸不到石頭、摸錯了石頭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統統成為妖魔化和嘲弄的對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熱鬧、講風涼話、等待著時機以便“彼可取而代之”的人,他們看人挑擔不吃力、站著說話不腰疼,只喊號子不出工,當然永遠正確了。但當這些批判者終于得償所願,自己挑上了擔子後,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他們當年的批判對象呢?
        體制內的改革者,其所承受的機會成本、風險成本,遠大于體制外的人士,其最終發揮的作用,也遠超過體制外的人士。150多年來,所謂體制外的批判者,幾乎已經發展為一個職業,在他們那些華麗的辭藻背後,其苟且、陰暗、腐化、猥瑣,與體制內的被批判者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未必真正相信自己高喊的口號、高舉的旗幟,那些無非是令他們從體制外進入到體制內的橋梁和工具而已。一百多年來,太多的“偽君子”充斥了我們的歷史,以至于連“真小人”都顯得十分可貴。
      
        晚清當然腐敗,當然昏庸,當然顢頇,但這種腐敗、昏庸、顢頇,不是那個執政群體的獨有共性。中國的改革,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已經有150年的歷史了,其間有過折騰,總想通過急風暴雨、乃至腥風血雨的革命,來抄小路、走捷徑,但最後,還是不得不回到一步一個腳印的改革上來。而晚清的改革,給我們留下的最大的歷史財富就是:一個血腥到了“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的政權,居然主動地大力推行包括政治體制在內的全面改革,積極地、冒險地擴大執政基礎,並且在面對政敵時,表現出了在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政治寬容。26歲的攝政王載灃甚至寬待了26歲的刺客汪精衛,而後者本要取他的性命,這對于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而言,我堅信這是相當難得的自我控制。古今中外的皇族,能如同愛新覺羅家族這樣最後平安地實現“軟著陸”,在下台後沒有被趕盡殺絕的,絕對是異數。這當然得益于清末改革造成的政治寬容氣氛,所謂種瓜得瓜。
        從體制內精英改革的“事倍功半”、甚至“事倍功虧”的結局,我們這個民族最應該汲取的教訓,就是“如何不折騰”。從晚清開始,直到鄧小平開始改革,近七十年的社會資源,除了應對外敵入侵外,被過多地耗費在了“打倒”與“推翻”的內耗上,翻燒餅似地折騰,而沒能集中在基本的政治制度(如文官制度、權力制衡等)及民生建設上。
      
        大清帝國的覆滅,主要不在于立憲與否及立憲快慢,更不在于大清中央漠視民生,而是在錯誤的時機放出了一個錯誤的信號,令天下“群雄”以為跑出來了一只鹿,紛紛追逐,將全社會、特別是精英們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逐鹿之上,民瘼民生當然就只能服從和服務于、乃至被犧牲于這個“大局”。
        項羽先生那種“彼可取而代之”的思維,不管貼上了什麼時髦的包裝,都是危險的,無論結果如何,只能是少數人站立在多數人的淚水乃至血泊之中。我們太需要相互妥協、相互“勾兌”,別把自己當大爺,也不將別人當孫子,“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前提就是真正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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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微博︰
      http://t.sohu.com/user/index_nologin.jsp?uid=550356
      快照3
      
      自己讀後《國運1909年---摸石頭的時代》之感,也急急發于網絡了,
      http://bbs.bianzhirensheng.com/thread-1315477-1-1.html
  •       很有意思的一本書,用現代新聞報紙上的常用語言來描述1個世紀前發生的類似事件,讓我們感覺好像歷史又轉了一圈又回到了起點,歷史在輪回。
      兩次改革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堅持現有政權的合法性不容置疑,搞到最後成為換湯不換藥的結局。變革初期產生的即得利益集團成為後期改革的阻礙。
      日本,作為我們的鄰居,對我們研究的非常深刻,或許旁觀者清,盲目仇日使我們一葉障目不見森林,以史為鑒、以鄰為鑒成僅僅停留在歷史的書籍中。我們寧願走一條與眾不同、連我們自己都不知會如何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但我們仍缺少長遠規劃、也沒有時間表,走到哪算那
  •       即使辛亥革命前,清帝國也已名存實亡,其表現在于︰1,中央權力約束越來越弱,政令不足上通下達,造成地方權力過大,真正掌握國家實力的是袁世凱為首的軍閥2,全民腐化,國之根基已不復存在,具體表現在︰不僅是官,即便是普通民眾,也是先私後公,一有機會便徇私。
      
      清朝滅亡,根本原因在于統治階層不能滿足紳商階級的需要,就像保路運動,其起因也是因為政府拒絕代償建路過程中虧空的資金,損害地方勢力,革命黨才趁亂而起。革命黨實力不足以撼動清王朝根基,否則日後民國總統也不可能是袁世凱,清朝的垮塌,只不過是一個家族政治生涯的結束。
      
  •       1、中國的政治運動最為嫻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創造一個妖魔,以便能將所有的責任都承擔起來,大多數人就可以安心地以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輕裝跑步進入燦爛的新時代。更何況,將前朝的一切妖魔化,不僅有利于完善自己的合法性,更有利于建立自己的偉大形象。
      2、改革已經前所未有地成為全民的共識及主流話語體系的主旋律,改革已經從經濟、國防等“用”的層面深入到了政治體制這一最微妙、最敏感和最根本的“體”的層面……無論廟堂還是江湖,無論政治還是經濟,改革最大的阻力早已不再是“反改革”的保守勢力,也不是靠著黑幫會加手槍炸彈搞“恐怖主義”的革命黨,而是改革者或者自我標榜為改革者之間的爭斗……《紐約時報》︰正是因為“所有明智的中國人”都意識到,內部嚴重而混亂的意見分歧如果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則可能給外國人提供干涉中國內政的機會。
      3、這一年,西方列強依然在使勁攫取利益,但收回路權、礦權的成功成為民主主義的狂歡;革命黨依然在發動恐怖暴動,但民心的瀦留是穩定壓倒一切,沒有民眾的支持,革命只是阿Q們對秀才娘子大床的一種無望的覬覦;民族工業在國際商戰中依然弱小,但中國人第一次真實地參與到“國際經濟一體化”中,上海的股市操縱了馬來半島的大量橡膠園。
      4、古今中外,皇帝這個金領職業莫不伴隨著巨大風險,下崗皇帝的命運一般只有一個默認選項︰斬草除根,而愛新覺羅家族成了一個例外。
      5、根据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设计,谘议局与地方政府之间应该是“相互监督、长期共存”的政治协商框架,谘议局就是地方立法机构,地方政府必须坚决服从;而地方督抚虽然有权报请中央后解散谘议局,但依法必须在两个月之内重新选举开会。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地方督抚基本选择了与谘议局紧密合作,共同进退,以期减少行政的阻力,民意也因此得以更为充分地在地方行政中体现出来。……作为设计初衷的地方立法机构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博弈,转化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地方议会与督抚联手向中央所要更大的地方自主权。宪政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乃至生活方式,异化为实用政治工具,“宪法”与“民主”称为政争中有力的投枪与匕首……提倡民主与宽容的立宪运动成为非黑即白的零和游戏,任何的制度设计最后都被不择手段的权争所污染,宪政不仅被工具化,而且被庸俗化。议会称为各色人等捞取政治资本的时尚猎场……曾经被立宪派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先开民智后开国会”,不久就在夺权的动机下彻底变样,因果颠倒,认为只要开国会就一定能开民智——“吾民资格在争开国会,果能争开国会,则总有资格,吾民之资格在乎争不争”。宪政称为一种权利分割工具后,各地的谘议局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分离主义,离心倾向遍及全国。
      6、伊藤博文認為,中國的各種政治勢力都忙于爭奪權勢,最為致命的是,中央政府過于衰落,其權威蕩然無存,而“各省諮議局被賦予了太大的權力”,這些諮議局對地方督撫形成了巨大的牽制,進一步加劇了地方的離心傾向……他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要處理好內政,然後才能對外收回利權……日本首相桂太郎“憲法、國會、資政院這些東西本身雖是極好的,可是要使一個國家能運用它們,必須要做許多準備工作”,而中國顯然並沒有足夠的準備。
      7、伊藤博文的預測在後來的歷史中應驗了︰大清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打開了要求政權分享的潘多拉盒子,不僅沒有成為凝聚民心的旗幟,反而成為社會分化、地方分離、族群分裂的加速器……極右(戊戌變法)和極左(義和團)……一方面,政治上不斷地分權、放權,嚴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財政、組織人事等方面的調控手段,很多好的難以推行,或推行後嚴重走樣;另一方面,在日益激進且不需要考慮全局行政問題的地方立憲人士看來,改革的膽子依然不夠大、步子依然不夠快。
      8、這種日益激進的改革民意其實是地方實力派或其他政治群體要求分享權力的幌子,“政治上壘”的手段取代了“政治改善”的目的,動听的憲政訴求異化成為爭奪權力的新式武器。中央政府從公共領域的每一次撤退,並沒有帶來理想狀態的“國退民進”,而是表現為“(中)央退地(方)進”,權力的運作依然是集權和專制。
      9、袁世凱正式大清朝廷中最堅定且有著豐富實戰經驗的抗日派。
      10、改革者所承受的风险是巨大的。改革失败,他就是乱政的罪魁,祸国殃民,反对者自然拍手称快,而昔日的支持者也会翻脸,嫌你把事情办坏了;而一旦改革成功,伴随着改革必然产生副作用,同样会可能被“请君入瓮”——既然你为改革可以牺牲一切,朕现在就借你的脑袋用用,化解矛盾,推进和谐。改革者要避免这种囚徒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攫取权力用以自卫——先是韬光养晦、和光同尘,夹紧尾巴、多装孙子。问题是,在这个大费周章地攫取权力的过程中,改革者本人也容易被同化——改革或被放弃,或被异化成了权争的幌子。
      11、劉鶚《老殘游記》︰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眼所見,不知凡幾矣。
      12、總督升允1909年︰立憲固屬刻不容緩之舉,惟不求其本,徒襲皮毛。舍中國數千余年相沿之成法與我列祖列宗建國之方略,事事不悟泰西,而又操之過急,竊恐新章所練之陸軍,他日皆成敵國,保甲所改之巡警,將來變為匪徒。
      13、各地民意洶洶,莫不把立憲作為大清王朝復興的唯一希望,認為只要一立憲、一開國會,中國的所有問題立即迎刃而解,如同日本一般崛起在世界的東方……一方面是各種動機的強烈的政治參與,一方面是因缺乏權威而逐漸失控的秩序,政治改革在大清國不僅不能如日本那樣形成凝聚力,反而形成了越來越大的離心力,改革的快車失卻了任何剎車制動裝置。
      14、在“壯烈”的革命恐怖行動之中,被列入暗殺對象的都非貪腐而民憤極大者,卻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員。根據“革命”的邏輯,桀紂是同盟者,而堯舜則是敵人,一切都以是否能幫助自己登堂入室、獵取政權為標準……被強行“掃進歷史垃圾堆”的端方︰立憲與專制有優劣之分,而君主與共和則只有形式之分。如果憲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規則下的游戲參與者;而如果憲法就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國家的破壞者。
      15、“上驕”就是領導干部自我陶醉,表揚與自我表揚相結合,並且以自我表揚為主,忘乎所以;“下諂”就是人們在權力面前無法“養成高尚的人格”,官大一級壓死人,爹親娘親不如長官親。
      16、北大校长(京师大学总监督)刘廷琛:“私亲遍植于要津,人才半成于贿赂,故日言整纪纲而小人愈肆,日言饬官而幸门益开,日言养民而袛增苛扰之烦,日言察吏而转启贪横之习,日言治军而克扣之弊转甚绿营,日言理财而挥霍之风公侵国帑。”
      17、保皇黨與革命黨在反腐敗問題上有一個共同特征︰矛頭永遠只指向政府和政敵,在不擇手段地妖魔化當權者的同時,不遺余力地將自己打扮成了永遠正確、不需監督的天使。這成為今後中國一切反對勢力的固定操盤模式……保皇黨從流亡的那一刻起,就將“保皇”、“勤王”的口號轉化為了在海外錦衣玉食的“生產力”。而革命黨在高喊著民主共和的同時,將自己的團體從形式到實質都日益演化為並不民主也並不共和的地下幫會。
      18、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腐败在大清国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广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人人都在筛选寻租的机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几乎是全民的信仰,区别只在于机会的有无、大小。
      19、善耆︰革命思想之興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如果一國的政治得到民眾的信任,則欲革命也無人呼應。由此如欲根絕革命運動唯有實行良政,別無他法。
      20、康熙皇帝曾經高姿態地表示︰“國家用人不必分其門而阻其途,實政惠民,不必格于成議而拘迂見。”雍正皇帝則毫不掩飾,認為正途人員容易徇私結黨,因此,保持捐納渠道就可以“藉以牽制科甲,庶合先聖立賢用人無方之意”。
      21、大清國的組織人事制度日漸失範,嚴重削弱了其本就薄弱的執政能力。龐大的干部隊伍,既丟失了傳統科舉制度帶來的職業榮譽感,也遺棄了捐納制度帶來的商業榮譽感,官場成了一個沒有規則的賭場,大清國也就只能走上“十賭九輸”的宿命道路了。
      22、商辦鐵路“奏辦多年,多無起色,坐失大利,尤礙交通”,無奈之下,政府只好在1908年年中高舉起治理整頓的大板子,限期無法竣工的商辦鐵路一律由政府接管,並注銷該公司。幾經折騰,鐵路國有化再度成為主流政策。政府依然一貧如洗,鐵路國有所需的巨額資金便依然只能依靠引進外資。
      23、當時報端上一篇題為《購買股分亦宜自慎說》的文章指出︰“無異乎買空賣空,原價購來,稍增即以售去。其或有貪小利者,或乘其貴而售出,俟其賤而又買進。若其所創之業實系一無依據,則其既賤之後必不復貴,有因此而喪資者矣”。股民們“並不問該公司之美惡及可以獲利與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創,糾集股分,則無論何如競往附股……至于該公司之情形若何,則竟有茫然不知者,抑何可笑之甚也”。
      24、中國歷來便有所謂“官利”制度︰不管公司業績如何,股東都可以旱澇保收地獲得“官利”(股息),投資者實際上將自己看做債主,而非股東……在“官利”制度之下,投資者沒有動力、也不習慣去過問乃至監督公司的運營。
      25、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下,大清國終究難以建立起以契約與法制為根基的公司制,各種勢力以各種堂皇的理由試圖影響股市,為自己或某一特定團體謀利。
      26、英国人两度巧取开滦(煤矿),直接原因或许不仅在于他们的贪婪,也不仅在于大清的颛顼,而恰恰是因为大清国始终难以提供资本所最为需要的核心要素——和谐与稳定。
      27、“官督商辦”是大清國“改革開放”中最具特色的,其原因在于財政枯竭,無力推行純國有企業,需要吸納民間資本參與;而又對民營資本信不過,要將人事、財務等大權牢牢地抓在政府手中。在實際操作中,掌握這些企業的真正權力的人,既不是代表出資人權益的股東,也不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抽象的政府,而是由政府領導人拍腦門任命的干部……挾官以凌商,協商以蒙官。
      28、當大清無法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潔等經濟發展的必要環境,而且生財之道必然地、先天性地伴有違法行為時,“撈一票就走”當然是最明智的選擇……日本的企業家似乎更愛國、更有長遠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時的損失,而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政治體制令企業家更有信心。
      29、其實,經營管理從來就不是大清企業家的正業。要在大清國做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可以不懂經營、不懂管理,但絕對不可以不講政治、不可以不懂大局。一個優秀的企業家的最重要素質就是要跟進風尚,與時俱進,不斷調整自己隨風搖曳的方向、姿態和力度。
      30、晚清的財政可以說基本上就是攤派的財政,中央向地方攤派,大官向小官攤派,鄉紳再向農民攤派。
      31、官商的不斷結合,雖然繼續拉大了貧富懸殊,計劃了階級矛盾,破壞了社會的公平,但在另一方面,權力不再是資本的絆腳石,而日益成為同謀者,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也讓一部分人先“貴”起來。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大清國實行高難度的政治體制改革(憲政)的基礎。
      32、對大清政府來說,維護“三農利益”,本是職責所在,若將此推給企業,甚至推給外資企業,這板子顯然是打錯了屁股。而對胡雪岩之類的商人來說,本來就是為了和外資爭奪生絲市場的主導權、甚至壟斷權,屬于利益之戰。非要訴諸動人的愛民及愛國色彩,則是有些不擇手段了。
      33、欲攘外,亟需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34、在公私合营(官督商办)的企业里,人们往往注意了“官”的问题,却忽视了“商”的破坏力在任何方面都丝毫不亚于“官”。那些为后世所敬仰的著名企业家徐润、郑观应等,毫无顾忌地贪污或挪用公款——徐润动用招商局公款为自己炒卖房地产,郑观应则挪用机器织布局公款炒股。
      35、四川鐵路公司有大量資金去向不明,政府在國有化過程中堅決不肯為此埋單,這導致了本渴望著政府資金入場接盤的股東們大為不滿,這一難言之隱成為所謂“保路運動”的主要利益動機。
      36、在商業層面上,熟悉本土市場的中國商人遠比西方商人佔有優勢……而通商口岸以外的中國內地市場並沒有建立起符合國際慣例的支付體系,外商根本難以直接涉足,這也是造成買辦制度在中國盛行的主要原因。
      37、日本早稻田大學高管︰“回國後鼓吹極端危險議論的都是些不用功的學生。”他們認為,努力追求學問的人,不會接受任何顛覆性的思想。如此論斷近乎武斷,但在此後風雲詭譎的中國近代史舞台上,更為活躍更能折騰的海歸們,的確都是那些不太重視學業、甚至沒在課堂上認真听幾天課、連所在國的語言都還說不利落的學生領袖們。
      38、盡管在大清國領導人最初的制度設計中,日本只是學習西方而需要的一塊便捷的墊腳石,但實際上,很少有人再願意或有能力踩著這塊墊腳石去直接接觸西方文化的本原。人才是速成的,理論也是速成的,西方理論無論魚蝦均被日本廚師加工成了生魚片,剔除了他們認為不健康的東西,再被更為粗放的筷子夾起來,送進了饑腸轆轆的中國肚子。
      39、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士提醒羅斯福總統︰“哪一個國家能夠成功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一個國家就將因此而在精神與商業兩方面收獲最大的回報。如果美國在35年前能吸引中國的留學潮流,並使其壯大,那麼我們此時就能以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那就是以知識和精神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
      40、在睁眼看世界的痛苦过程中,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与孤陋寡闻的世界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并在行动上导致了必然的后果——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现炒现卖。士大夫固有的偏执与自信,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压力下,更是得以发挥到了极致:一场自发的、尖锐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切都被纳入非黑即白、非忠即奸的二元判断体系里筛选,寻找万能神药和替罪羊则成为思想大解放的主流。似乎只要解决了替罪羊,服下了神药,一切豆浆迎刃而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能指日可待。
      41、在救亡與啟蒙的大旗下,人人都試圖成為包治百病的神醫,無論改良者,還是革命者,或者保守者,唯我獨尊、黨同伐異成為共同遵守的基本法則,敢想、敢說、敢為乃至敢賴的痞子運動,終于成為此後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立憲、革命,乃至之後的民主、科學等,成為各自表述的工具,整個社會陷入了浮躁和宣化,而知識分子們則似乎從來都自居于道德的制高點,不屑于反省自己的急躁、操切、無知。
      42、晚清到民國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只是由愛新覺羅家族大一統的中央獨裁轉變為各地實力派在地方上的小型獨裁。共和取代了君主,卻沒有改變“權力萬能”及“贏者通吃”的規則,“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呼聲依然響徹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無非是把助于“皇帝”替換成了別的與時俱進的名稱。
      43、保皇黨慣用高壓手段對付“不听話”的華僑,只要沒經過黨的認可,任何人回歸投資就成了叛逆,而不給保皇黨上貢則會被當做“入寇”。
      44、戊戌政变后,当权者试图以自身的正确舆论引导人民,对康梁等人进行舆论围剿。但是,大清国的民意却总喜欢和官方的口径拧着看问题,官方批判力度越大,被批判的就越有市场。因为政治的不透明,以及官方话语体系的长期信用缺失,人们更愿意相信政治耳语——官方难得坦诚一回,人们却未必领情。
      45、康有为是个聪明人。他流亡在外,将慈禧太后妖魔化和将光绪皇帝神话就是个非常高明的办法——既能解释自己何以成为国家的敌人,也能为今后留出足够的回旋空间。在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外,对既有体制保护高调的批判态度,以“危言”造成“耸听”,短期利益上可以获得喝彩和捐款,长期利益上则可以用另类方式得到这个体制的认可,以便最终能从“对手”被招安升级为“助手”。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传统之一,所谓“终南捷径”也。当官家以为终南山中隐居的都是人才,大家便一窝蜂地去玩隐居。无欲则刚,其实还是追求欲望的特殊手段,“刚”本身就是更为高明的“欲”而已。
      46、面对康圣人的连串秋波,大清国新一代领导核心“坐怀不乱”:一方面,对作为政治势力的保皇党(宪政会),采取“不放弃、不抛弃”的两不政策,在宪政改革和经济建设中求同存异,将大量有保皇背景的海外华侨纳入统战范围;另一方面,对康有为本人则采取了另一“两不”政策——“不攻击、不亲近”,归根到底就是“不接你的茬”。这样的政策导向,加剧了保皇党内部的分裂倾向。
      47、早在興中會草創時代,暗殺就成為革命的重要內容。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結合成同盟會後,暗殺組織更是遍地開花……檢舉而漫長的社會革命被簡化成匕首與炸彈的快餐式操作。暗殺這種短平快運作,似乎很容易令人上癮,從肉體上剪除異己的習性牢牢地滲透到了革命黨的血液之中。辛亥革命之後,暗殺成了革命黨內部路線斗爭的有力武器。一個名叫蔣中正的年輕人,通過刺殺光復會副會長陶成章,而贏得了聲譽和信任。
      48、一類醫生認為必須動大手術,才能起死回生,而且時不我待,應立即動刀。革命派和海外的保皇派都屬于這一類,區別在于革命派認為“中華”才是病人,而滿洲當權者是病毒,應當清除,才能保中國;而保皇黨則認為愛中國就要愛大清,救中國就是救大清。
      49、清政府權利動用公權力,胡蘿卜加大棒,確保喉舌發出該發的聲音,不允許隨意打嗝、打噴嚏或嘆息,即使千報一面,“摭飾浮詞,雷同附和”;反對者在自家機關報上猛打機關槍,“肆口逞說,捏造謠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雙方競相將自己打扮成天使,將對方打扮成魔鬼,“徇情面,行報復,深文曲筆,以逞其私圖”成為筆桿子熱戰的主流,至于民眾的知情權、參政權無非是廣告詞。而高唱新聞自由動听旋律的在野者,一旦自己登堂入室,首先做的便是嚴禁他人克隆,轉而認真總結舊政權在控制與壟斷方面的經驗教訓,以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50、這種強烈的“中華意識”吸引著中國附近的各國,日本、朝鮮、越南、硫球及南洋諸國如同行星一般繞著中國公轉。一旦中原“淪陷”,這些“小中華”們也會興起強烈的“逐鹿中原”意願。即使在明亡二百多年之後,日本人在發動甲午戰爭時,高高舉起的旗號依然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並且得到了不少中國人的認同。
      51、日本關東都督府高等法院對安重根(朝鮮人,刺殺伊藤博文,是抗日武裝“大韓義兵”中的重要任務,擔任參謀中將、特派獨立隊長以及俄領地區司令官)一案進行了審判。面對世界輿論的強烈關注,日本方面不敢造次,不僅為安重根指定了兩名日本律師,還同意一名英國律師和一名俄國律師參與辯論……這位抗日英雄贏得了日本憲兵、法官等人的極大尊重,一些日本人到處活動,希望能免其一死。安重根在獄中獲得優待,可以撰寫書信和著作,甚至經常應邀為日本憲兵們題詞留念。
      52、伊藤博文的奉天談話︰現在貴國方悟非變法無以圖強,今年來始行新政,我甚願貴國事事求根基穩固,政府須承擔責任,行政機關務求組織完備,萬勿半途中止。竭力前進,猶恐或遲。我兩國利害相關,貴國如能自強,則日本之幸也……伊藤博文的談話反映了當時日本對華矛盾心結︰一方面,他們認為必須聯合中國才能共同對抗西方;另一方面,我們難以等待“腐朽而沒落”的中國自我覺醒、自我拯救,必須先下手為強,乃至憑借武力入主中原。
      53、甲午戰爭時在軍政情報和輿論引領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的日本間諜群是清一色的“興亞”主義者。甲午戰罷,在經歷了短暫的親俄外交後,大清國上下不僅沒有形成強烈的仇日反日情緒,反而興起了向日本學習的浪潮;在兩國“興亞”主義者的共同努力和兩國官方的引導下,中日迎來了長達10年之久的蜜月期,如膠似漆時甚至密謀結成軍事同盟。
      54、日本駐華大使矢野文雄《請過留學生招聘策》︰若能至此,我勢力將及于大陸,正未可量也。斯時清之官民對我信賴之情,亦必勝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輩學生與日本之關系,將來清政府必陸續不斷自派學生來我國。如是,則我國之勢力將悄然又騷駿于東亞大陸。
      55、日俄戰爭後,雙方在美國簽訂《樸茨茅斯合約》時僅就滿州地區的權益進行了切割,日本沒有對俄國提出賠款要求。肖茜傳回日本後,民意嘩然,主持簽約的小村壽太郎和高平小五郎儼然成了賣國賊。簽約當日,在東京的日比谷公園舉行了七八萬人的“愛國群眾大游行”,要求拒絕簽約,重新戰斗……這之後,民眾暴動便成了東京一景,日本開始進入史稱“民眾暴動的年代”。廣大“人民群眾”的民意,而不是所謂的某某主義者,開始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推動著日本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56、进攻者为了安全而进行扩张,防御者为了维护安全而拒绝退让……一山难容二虎,大国冲突就是利益冲突,而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抗衡。这样带有浓厚历史宿命色彩的论断,揆之中日百年情仇,也能得到充分的验证——两大东亚强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无论是维持还是攫取权力,都必然导致冲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放手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57、1886年,北洋艦隊在訪問長崎時,清軍水兵因爭妓而與日本警察發生械斗,各有死傷。北洋艦隊褪去炮衣,對準了長崎。談判中,中國方面有人提出了“撤使絕交,以兵相脅”的主張。在中國的強大壓力下,日本最終被迫賠款。
      58、日本乃小國浮于大洋之上,必須御敵、甚至主動迎敵于國門之外,否則,小小的本土毫無戰略縱深,很容易被逼到“最危險的時候”。客觀地看,所謂軍國主義和擴張戰略也有其相當的必然性,就如二戰前的德國要爭取“生存空間”一樣,這是一個資源貧乏、區位局促的國家的本能。
      59、一個遭受了過度苦難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訴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強上,如果把紀念只是寄托在罹難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爭者身上,它在心理上還是一個弱者。
      60、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所谓“主战派”,战事未起时,爱国分贝就十分高昂,一力主战,大大压缩了本就回旋艰难的外交空间;战败之后,则“声泪并发,罔知所措”。清廷无奈之下只好劳动李鸿章出面议和,翁同龢又想设定“赔款可以,不可割地”的限制,李鸿章就将了他一军——“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并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翁只好说“若余办洋务必不辞,今胡可哉?”其实他也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无非是多割与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从自己手上割,于是便将和谈的重担及几乎必然招来的汉奸骂名一股脑儿推给李鸿章。
      61、口水抗日者,正如陸奧宗光在指責勝利後淺薄的日本人一樣︰“對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觀的判斷,絲毫不作客觀的分析研究,只重內而不顧外,只知進而不知止”,“此時如有深謀遠慮的人,提出穩健中庸的主張,就被目為毫無愛國心、膽小卑怯之徒,將為社會所不齒,勢不能不忍氣吞聲,閉門蟄居”。梁啟超對口水抗日英雄進行了深刻的描述,說“夫虛驕囂張之徒,毫無責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後,折其短長以為快談,而迄未嘗思所以易彼之道,蓋此輩實亡國之利器也。”
      62、這種口頭的、激情的、追求劇場效果的“愛國主義”,與需要靜下心、沉住氣、臥薪嘗膽般地學習敵人(師夷長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價小,見效快。一方面是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對日本的無知,甚至毫無“知”的願望。
      63、辛亥年,包括美、德在內的駐京外交使團聯合發表了一個聲明,內容稱︰“中國若能和平停戰主持立憲,則全球所欲盼;倘匆匆于戰斗之際,急欲成立共和國,恐非時勢所能,亦適啟內地紛爭之禍,實非中國之福。”
      64、地方大員們以地方利益為重,往往自行其是,乃至以鄰為壑,大規模“改革開放”帶來的新增經濟實力,並沒有能集中服務及服從國家的整體建設,卻為根基于天下觀念和鄉土意識的地方離心傾向提供了堅強的經濟基礎。
      65、大清中央將立憲預備期確定為9年;而作為其師法對象的日本,從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到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歷時23年。即使如此,國內各利益群體依然抱怨政改如同小腳老太婆,呼吁“大躍進”,跑步進入憲政主義。憲政改革最為關鍵的中央威權資源和社會動員能力,在混亂的改革中日趨分散,導致國家機器功能性紊亂,各種勢力紛紛以改革為口號競相自肥。時人曾痛切指出︰“論日本之政,其所以致富強者,以其能振主權而伸國威也。今之議不察其本,而切切以立憲為務,是殆欲奪我自有之權,而假之以自便自私也……夫日本以收將權而存其國,而我國以限軍權而速其禍,不可謂善謀國者也。”
      66、湖广总督瑞澂:作为国会议员来源的各省谘议局只是被一些“海归”及文化人充斥,此时召开国会,绝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名利场……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中国目前不具备行使这种权利的条件,建议应首先改善国会的人员组成……美国总统塔夫脱:过快的民主进程将只能带来混乱与失控,“就美国来说,她虽然关心民选政府的普及,但不认为普选权应该匆忙扩大,首先应该是有一个人民接受教育的良好基础。”
      67、改革,首先是政改,正在成為地方離心主義勢力得心應手的工具。隨著改革的深化,國家不僅沒有凝聚,相反更加渙散。以民主為導向的憲政徹底走樣為政治幫派之間的火並,無數小的專制團體、湯排紛紛冒頭,一邊用憲政為掩護,從強者碗里分羹,一邊在內部全套照搬專制的作風,關起門來過過“小皇上”的癮,並日思夜想“彼可取而代之”。
      68、對于列強而言,中華帝國的穩定是第一位的,這與大清中央的訴求當然一致……而對于激進的改革者、造反者們而言,亂中才能奪權,越亂越好;大亂之後是否必然能大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不亂就沒有機會。高喊憲政或者高喊共和的人未必真心相信自己的所謂主義,但絕對相信這是很管用的口號。政治實用主義成為主流。
      69、后世无法否定,那个年代所能达到的政治开明(当然绝不清明)与宽容程度,都是后人望尘莫及的。两年后,大清王朝覆灭,并非亡于所谓的革命,而是亡于政权的分崩离析——狂飙突进的政治改革在各种势力强行或巧妙搭车后,失控出轨……着眼于扩大执政基础的政改,最后却挖空了指征的墙角;着眼于民主的地方自治,最后却推动了地方离心;着眼于提高民生的各项改革,却演变成了扰民的各种法术;着眼于政治和解的宽容,却被解读成了软弱无能,这究竟是一个王朝的悲剧,还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呢……可以可以肯定的是,清亡之后,民国并没有变得更加清明、廉洁、宽容、和解。相反,一个大规模的赤裸裸得连潜规则都不屑拥有的痞子运动时代到来了……
  •       發表于 2010-04-30 16:21
      
      兩難,還是兩難。遲遲不敢動筆,那麼多好評,我又錯了!
      諸多珍貴資料、史實,建設性論斷,很有見地,言之有物,這是寫史的優點。
      言語調侃,動輒拿現代名詞冠之,尤其是國家現行政策語言,極讓人反感,這是致命的缺點。
      
      所以我不知道該如何評價,就如同吃臭豆腐,內容挺香,字里行間臭,太臭!如果利用還原反應處理成鮮嫩的豆腐,原汁原味,這可以當得起名點,事實卻非如此了。
      
      首先,她是澳大利亞人,因為沒有在我國境內活動,完全不受我國法律與道德的約束,所以她盡可言之,盡可輕佻。這就是她肆無忌憚的大量以政策性語言來調侃清王朝歷史的原因。並不是勇敢,而是倚仗。有時分隔開來,我會誤認為是拿清王朝的事情來調侃改革開放。華裔若何?華裔依舊有分類的,非國內居住之民,不解民之情,更難理解國之情,何來大言不慚亂加引用?不要以為有華裔身份就可以隨意對文字渲染,諸多華裔說的卻是英語,任的卻是他國政要,維護的卻不是曾經祖輩上母語的國家的利益,我理解,但不要拿這種虛榮來迷惑百姓。
      
      其次,或許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但她非歷史學家,充其量是歷史研究愛好者,所以用種種現代的語言闡述歷史,簡直在強奸我的耳朵。文字中,多與常規研究結果相悖,用語中現代詞匯、時尚詞匯運用的嫻熟程度恐怕比我們國內的語言工作者還要強,不禁想起一個詞︰假洋鬼子。
      
      我去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這是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就義之詞,兩昆侖一直為學界所揣測。而康有為的保身之舉未必就如書中所說的種種猥瑣,這是偷換概念,康忠君思想是有的,封建體制下的忠君即愛國,無可厚非。另外一個歷史辯證,一個好人的對立者未必就是壞人,典型的司馬光與王安石,哪一個是壞人?但他們一保守一變革,政見不同而已,用這種方法來判斷康的“劣跡”是不足取的。保身又有何不可?魯迅用過的筆名達40多個,不斷向黑暗中射出戰箭,正是這種精神,很多這種精神,在歷史的大潮中增加了向前推動的力量,引頸固然壯烈,能夠繼續戰斗何嘗不更有意義?
      
      最近有幾本書,書中的資料很讓人佩服,不知來自何處,總能突破我們的視野,但只要是資料就有可靠性的疑問,資料始收集者、如作俑者的目的、途徑、編排過程等等造成資料的偏差,言之鑿鑿未必信之旦旦。作者也會出于一個觀點而揚長避短,撿能夠說明其觀點的證據,甚至放大,棄反向證據取之,甚至歪曲,而很多人,像我連業余的業余都差幾千里,更難辨駁,寧信眾聲,不听獨音,嘩眾取寵者,語不驚人死不休之類則更需敬而遠之。
      
      两难其实不难,看了就看了,别认真真假,我无所谓——对类似这种玩文字之心胜于探史实之真伪。
  •       上了周其仁老师的中国经济专题课后,一口气读了《顾准文集》、《中国做对了什么——回望改革 面对未来》和《国运1909》,最大的收获不在于加深了多少对经济学的理解,而是通过大量“不同观点”另辟蹊径,为我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视野。特别是《重读<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站在一种全新的立场诠释政治经济学,让我这个长期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文科生经历了一次“头脑风暴”。
      以周其仁教授書中的一事為例︰“前幾天紀念農村改革30年的會上,當年主管廣東農村工作的杜瑞芝講了一句精彩的話︰農村改革的第一動力是農民的肚皮!就是種地的人吃不飽飯,肚子餓得不行,逼著搞包產到戶。也不是第一次,最早的包產到戶是在溫州永嘉縣,1956年下半年高級社就開始搞的;1961年安徽省有40%的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問題是以前每次形勢一好轉,臨時政策就收回了。”
      這個故事是說,改革開放是一場“倒逼”壓力下的洗牌,農民的“創新”精神早已有之,只是遲遲得不到改革的“合法化”︰即界定產權保護私產 。
      還有周其仁教授對勞動力問題的討論,有人說當下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廉價勞動力的結果,周教授從組織和制度成本的角度反駁︰改革開放前中國勞動力更廉價,但產品沒有競爭力。這兩個故事說明,經濟發展的根本在于制度,將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組織形式和生產方式合法化的制度。也就是說,雖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是在當時中國的上層建築條件下,根本不允許任何可能“越軌”的經濟基礎的萌芽。顧準就說︰“並不是只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築, 上層建築也能使什麼樣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或生長不出來。” 限于當時的政治環境,他不能說“決定”這類字眼,不過從這句話里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對傳統教條的反對。
      这让我不禁联想到历史教科书对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解释: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还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有社会都必将经历这些阶段。根据这个基本出发点就可以推演出一个结论——也是我从高中起就熟读熟背的历史教科书中的结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其正常发展道路被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所截断,最终形成两面性,无法承担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
      但熟读熟背并以此考入北大的我们从来没有推敲过这整个理论的逻辑——就像周教授在《民贫国衰 民富国强》一文中讨论“国进民退”时首先讨论“国”之涵义一样——先天何来不足?后天怎样畸形?更为关键的是,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那我们真的“必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吗?
      看了《顧準文集》、《國運1909》和《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一部分)後,我對此產生了懷疑。(雖然以前也有過對馬克思主義的懷疑,但大多是年少無知的“反叛”、“不服氣”,也沒有什麼符合邏輯的真材實料。)
      工業革命前中國生產技術尚未遠落後于西方,縱使中國擁有廣闊的國內市場(大一統的環境)、豐富的自由勞動力(無業、失去土地的“流民”),甚至在江浙都有了所謂的“萌芽”,但囿于制度與文化,根本不可能發展現代資本主義。楊小凱在《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從晚清到1949)》中就明確表示︰“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不能從原始資本主義發展到現代資本主義。這個回答從筆者看到的史料來看完全不符合史實。”
      经济上,清末缺乏专利法和私企剩余权保护法阻碍了发明创造,以往刺激生产技术变革的主力军——工匠的个人经验已经无力推动古老帝国的技术进步;厘金制使得中央集权王朝不能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商业和商人缺乏政治地位使得中国根本就没有以商业为本位的文明,也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市民阶级”。
      文化上,除了“扼殺天下讀書人想象力和智慧”的科舉制外,我想到過往很多研究都忽略掉的一點,那就是企業家精神。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將“資產階級新貴”與“任何時代都慣見的那些蠻勇厚顏的投機者與經濟冒險家”截然分開。他說︰“正是這樣一種‘新式的’企業家,唯獨具有一種異常堅毅的性格,方能始終保持清醒冷靜的自制,從而避免道德上與經濟上的沉船滅頂;除了眼光明銳與行動力具足之外,尤其是能夠擔負起現在所要求于企業家的,一種保持張力以克服無數的對抗、與安逸的生活享受無法並存、甚且與日俱增緊迫密集的工作。這,便是與適合于過去的傳統主義者迥然有異的另外一種倫理資質。”
      古代中國的商人沒有社會地位,大多數朝代都對商人采取歧視政策。這和自商鞅、尤其是漢代以後的重農主義國家政策有關,明代朱元璋規定,商人不得著絲衣、乘輿馬,商人不得為官。另一方面,我們的傳統儒家文化也一直宣揚“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士農工商的劃分不僅在我國,甚至影響了日韓等東亞諸國。更為嚴重的後果是,“功名”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形成延續至今的官本位社會。官商結合現象屢見不鮮,而為某些商人引以為豪。最早有棄官從商的陶朱公、扶持異人的呂不韋,晚清胡雪岩、盛宣懷與官勾結,不以商業謀略取勝,而以官場伎倆陷害對手的“光榮”事跡至今還為人稱道,不僅寫成暢銷書,還拍成電視劇,美名曰“紅頂商人”,供萬人景仰。現代有以橫跨政商兩界為榮、樂此不疲的陳光標。似乎中國這樣的環境就是不能孕育特立獨行的企業家精神,產生不了桀驁不馴、大起大落的喬布斯、只有三個朋友卻造出全世界最大的社交網站的扎克伯格。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講,還是因為組織和制度的成本太高,企業家精神要轉化為要素必須先付出巨大的代價,本來就由于文化、教育原因先天不足的企業家精神,跨過門檻面向市場後,競爭力更是薄弱。從這個角度上講,上層建築決定了經濟基礎。
      最後,在《國運1909》里我們可以找到政治上的證據︰對內憲政和對外收回利權運動一起被庸俗化,成為各派撈取權力的工具。更可悲的是,朝廷大員、“中興名臣”張之洞凡事趨利避害、只求自保,終于贏得“善終”; 體制內改革較為開明的先鋒端方卻以慈禧葬禮“大不敬”的罪名被革職,體制外保皇黨首領康有為見風使舵,所謂政治主張在實際利益面前不值一文,當初戊戌六君子以命相搏的“變法維新”成為未死者的政治籌碼;積極回報桑梓的華僑被康梁派借機敲詐勒索,有真才實干的華僑和真心招商引資的官員被威脅、甚至刺殺。
      所以現在,在歷史教科書講述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那一章,我們可以寫下這樣的注腳︰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表面上似乎是含苞待放,呼之欲出,实际上我们的中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政治上,无论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官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经济上,无论土地、原料、自由劳动力充裕或者缺乏,工匠个人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化上,无论士人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里作悲劇性的結束。中國明清資本主義發展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       重慶話中的洗白意為完蛋的意思,網絡語中的洗白與黑化相對,就是顛倒黑白的那個白。慈《國運》一書或此或彼或兩者,是洗白洗白。
      
      大清的余暉如同在那個激蕩歲月里的一縷霧靄,瞬間被東南西北風吹散待盡,文章伊始于慈禧的洗白,終于清庭各人物的結局。
      
      全書采用的是大歷史的敘述結構,期間穿插著那個動蕩年代關鍵人物的奇聞逸事,和作者的個人想法,可以說主觀掛帥,人為洗白與抹黑。
      
      是一本讓人能產生閱讀快感的書。
  •       從開篇就能感覺到作者很有意的將1909的國勢與當今對比,會心一笑,那些塵封的名字,“80”後的載灃們,在帝國的落日中無法松動緊皺的眉頭,望向紫禁城的遠方。遠方本來是中興,是頹勢的扭轉,是改革目的的實現,但是國家已從根本上腐壞,上下猜忌,君臣離心,大廈將頹,也許康乾在世也無語問青天。
      是改革來的太晚,還是來得太急?當改善民生反致民不聊生,放權地方反致四方離心,革新教育反而堵塞底層精英上升途道,一切都煞費苦心,卻像脫軌的列車,呼嘯著加速了帝國的覆滅。
      經濟的振興果然和民主進程相悖,威權是再崛起的必須嗎?
      慢慢來,需要理解和信任,當信任不再,各懷目的的人們,都是覆巢的葬送者。
      在坎坷山澗駕馭飛馳的列車,從來是艱難之事,也許本該在當初,選擇陽關大道。
  •       作者佔有的史料很多,為國內作者所不及。寫商戰的部分少見而且精彩,估計與職業有關,但關于國政的部分水平一般。另外,附會當今有些過頭,失于淺薄。
      大清當時該怎麼走,好像作者有些建議,但沒條理。其實當時已經是無路可走。既無法集權,也不能放權,既不能改革,也不能不改。破舊不能建新,換了誰都是沒招。換句話說,讓李世民、朱元璋去明末崇禎年間或清末宣統年間,一樣玩完。
  •       看看這本書,很容易讓人對號入座,也很容易讓人毛骨悚然。
      清末,大變革時代,那也是在改革開放。
      目前,大變革時代,我們當然也是在改革開放。
      唯一的未解之謎就是︰我們會和清末一樣嗎?
      歷史,總是喜歡和人開玩笑,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把不現實變成現實。不知道我們還能不能經受得了這種折騰呢?
  •       辛亥的反生吹響了清帝國滅亡的號角。只是,大清之後,于國民而言是禍是福,現在依舊難以說清。站在當政者的角度,來分析改革的不易,或曰兩難境地,超脫了傳統那種黨育似的窠臼或者論斷。讀罷此書,讓我突然對沒落的清帝國心生憐憫,不禁想說一聲“可惜了,大清帝國”,當然了這並非為大清招魂之舉,相反清後期的沒落與腐敗乃至賣國行徑,是我所深惡痛絕的。和張鳴老師的新作《搖晃的中國︰辛亥》作對比,此書毫不遜色。雖然初讀此書的時候我的感覺並不好,但是讀罷之後讓我對作者不得不心生佩服。 就為這一獨特的分析視角,我就給予此書力薦的評價。
  •       《國運1909︰清帝國的改革突圍》
      
      雪珥著。由作者發表在《中國經營報》上的專欄文章修改而成,暢談晚清改革。這本書八章內容較為獨立。每一章都可以獨立閱讀,而連續性不是太強。所以有空時隨手翻閱就成為比較推薦的方式。
      
      内容上我觉得《国运1909》和《万历十五年》有类似之处,或者说前者借鉴了后者的历史书写法——后者用一个人一个人的传记式的章节,展现一幅历史的画卷都是以历史上具体的某一年为主线,围绕那一年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影响或深或浅的事件,但《国运1909》更侧重的是事件,而轻视人。虽然很多篇章都是以介绍人物为主线,但绝对没有像《万历十五年》中那样重墨描写张居正、申时行等几个人。
      
      透过国运1909,你会发现,虽然写的是晚清最后三年(1909-1911)的改革史,但很显然是借古讽今,当时政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改革都对当下有着极其现实的意义。全书的主旨,在我看来就是八个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各方的博弈,通篇围绕着利益展开,这或许也是作者的商人身份所决定的。
      
      此外語言上,較為通俗易懂。而且提出了許多一針見血的總結性的觀點。
      
      例如書中提到的清末的留學潮,留美和留日的大有區別,留美的選拔公正,門檻高,學習時間長,最終大都成了專業化的近代人才。而留日的基本都是速成班出來,急功近利,純粹為了鍍金。他們大都不關注學習,為各種運動和各種激進思想所吸引),基本都成了職業革命家。
      
      最後想說一句,看了許多的書評,許多人對作者描述的當時當權者進行的一系列開明的改革開放的真實有所懷疑,他們印象中的晚清就應該是腐朽不堪積貧積弱冥頑不靈頑固不化的末代政權,而不應該是想書中描繪的,大刀闊斧破釜沉舟的開明政權。真正的歷史我從來不去打破沙鍋問到底,因為真相無法還原,因為真相有著太多角度,而人的思維和判斷總是存在主觀,也從來不是教科書上來的,就像陳丹青在廣州讀者交流講座中所說的那樣,並不存在一個客觀的歷史,前朝歷史總是由後朝書寫,活著的長輩就是歷史。
      
  •       稍稍有些亂,東一撇西一劃,遠不如萬歷十五年來的精彩。湊合著看。
      稍稍有些亂,東一撇西一劃,遠不如萬歷十五年來的精彩。湊合著看。
      稍稍有些亂,東一撇西一劃,遠不如萬歷十五年來的精彩。湊合著看。
      稍稍有些亂,東一撇西一劃,遠不如萬歷十五年來的精彩。湊合著看。
      稍稍有些亂,東一撇西一劃,遠不如萬歷十五年來的精彩。湊合著看。
  •       如果一本书可以颠覆你之前的观念,那么这就是好书。  听过雪珥,某专栏作者,喜欢收集晚清的历史,以“历史的拾荒者”角度,一些从国外资料说历史。  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忌讳?晚清、民国那段历史总是被人一笔带过。也许这段历史跟现在的权贵们密切相关,于是总有点不可告人。看完了这书,忽然怀疑那些人,甚至是一种称呼为‘革命’的东西。  从小的教育,总是非好即坏。好人是永远的好人,坏人是永远的坏人,伟人当然是从出生开始至死乃至不朽的伟人。  所谓历史,常说是“胜者王败者寇”,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呵呵。  看了这书,从另外的角度,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清朝,甚至一个不一样的民国。  推荐的末尾,忽地弹出一个想法:如果当年袁氏不称帝,也许他是比孙某人还要伟大的人。而今只能被称为枭雄——所谓胜者王败者寇。
  •       雪珥真敢寫,真能寫!這是俺讀完《國運1909》後的最大感受。
      
      
      
      表面上,這本書是在寫晚清最後3年的改革史,實際上,明眼人能看到今天改革的許多影子。這便是雪珥的膽大之處,也許,澳大利亞國籍讓他可以更從容些;也許,是書中的某些觀點,如“不折騰”正合上意。總之,此書能夠堂而皇之地在內地出版,不容易。
      
      
      
      現實總要從歷史中找原因,因為今日之現實也就是明日之歷史。
      
      
      
      歷史從來都不是課本上干癟的幾行文字,歷史從來都是生動鮮活。
      
      
      
      現實有多詭異,歷史就有多吊詭。
      
      
      
      比如,書中所寫的伊藤博文被刺,實在是吊詭得很。伊藤博文被安重根在中國刺殺,這本是安重根想為朝鮮獨立做點事,結果反而加快了日本吞並朝鮮的步伐。伊藤這廝雖然在甲午打敗了中國,但拋開各為其主不談,他的漢學修養甚高,一手好字令很多中國人也汗顏,伊藤為人為政還算穩重,是個鴿派,他與李鴻章的才具差不多吧。只可惜了李鴻章,生錯了時代,只能當個裱糊匠。
      
      
      
      關于晚清那段歷史,小平同志有句名言︰“再不收回香港,我們連李鴻章都不如”。小平同志似乎有點看不起李鴻章。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李鴻章有李鴻章的難處,小平也有小平的痛苦。1909年往後數80年,小平同志的雷霆手段,如今看起來似過于強硬了。
      
      
      
      按下不表,來看此書。此書披露的部分信息讓人震驚,後世的歷史大佬們教導我們,晚清愛新覺羅氏都是飯桶一群,未曾想,他們還是真的想立憲,並且步驟堅定、視野廣闊。甚至,在溥儀快要退位前3年,清軍居然將東沙島從小日本手上搶回來了,這讓如今盛世中國情何以堪。俺不由想,假使慈禧多活10年,孫文還能當他的國父嗎?
      
      
      
      歷史不能假設。真實而繼續奔流的歷史是︰不管城頭如何變幻大王旗,大王手里總要握住權力。想當年,老毛昏厥在中南海游泳池邊,恩來哭訴︰“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里”。袁大頭如此,蔣光頭如此,老毛、老鄧也不例外。意識形態是虛的,槍桿子才是實的。
      
      
      
      國家豈有運乎?恐怕還只得寄希望于時間。唐德剛說過,過歷史大三峽可能要200年。如此算來,從鴉片戰爭到本世紀中葉,正好200年,這也是老鄧三步走所設想的時間節點。
      
      
      
      等到那時,我們再來看歷史,中國的國運是不是能更昌盛些,中國的人民是否能更幸運些。
      
      
  •       1909年的大清天空,万里无云,晚清最为开明的当权派—摄政王载沣三兄弟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极度宽容的精神开启了宣统朝的新政,新政的核心是建立“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
      
      看台上,三兄弟手握兵權,洞悉天下大勢,廣泛游歷歐美強國,充分汲取經驗和心得,各路主義分子,也暫時消弭了爭論,至少表面統一在清廷的博采眾長大刀闊斧的改革方向下,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場外虎視眈眈的列強,對此給予了極大的理解與寬容,無不翹首以盼其成,外部環境出現了鴉片戰爭以來罕見的空前平靜。
      
      然而,改革的結局卻是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帝國改革,革掉了自己的命,一場籌劃的如此精彩的好戲,何以完全偏離劇本,悲情而落寞地收場呢?書中作者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中央財政的枯竭助長了地方離心主義 自甲午戰爭和庚子之變後,大清帝國的財政變成了一個賠款財政,日益拮據的背後,基礎設施的投資(諸如鐵路)由地方主導,雜亂無序,各自為政,國防預算大多成為空頭支票,無力兌現,各種各樣的開支紛至沓來,于是只好向地方不斷加碼,這樣一來,中央在地方看來就成為一個“貪得無厭”的抽水機(雖然是迫不得已),而又不能為地方提供必需的公共產品(大規模基建投資/安全),加上甲午戰敗,與列強簽訂的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中央政府的威信每況愈下,財政成了地方分離的引擎與助推器。
      
      改革的土壤仍显稚嫩 虽然经历了洋务运动加百日维新的洗礼,救亡图存的变革仍然只是少数社会精英的共识,中国的中基层民众仍然缺乏参与的指引与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帝国体制下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官僚阶层都未被较为广泛地动员起来,更不需说压根不在大清公务员编制中的广大胥吏阶层了—这些人虽是潜流,却在基层和实际执行中起不可忽视的作用,完全可以称之为帝国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手,同时,商业和民族资本的欠发育,尤其是商业伦理/契约精神的匮乏,根本缺乏支撑民主体制运行的阶层及党派基础,书中举了大量国退民进而亏空和和损公肥私不减反增的例子,所以在当时中国的独特土壤上,国营还是民营不成为商业运营的分水岭,这些问题,大半直至今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遑论100年前的晚清
      
      未能有效地感召和控制各种政治势力 大清末代统治者,虽然有扭转乾坤的魄力和胆识,同时也摆出了空前包容的姿态,给予各种声音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甚至是自己的对立面,革命派(载沣和载洵赦免汪精卫并非完全作秀),然而,总体而言,欠缺对于各种政治势力的甄别对待,所谓“治世宜方,乱世宜圆,叔季之世当方圆并济”,没有一杆深入人心且步步为营的大旗去鼓舞和感召温和派和中间派,同时一味地包容革命派,终于在山头林立的人心不古中,给早已“彼于取而代之”的主义分子们抓住空隙,一击制胜。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以上種種,以古鑒今,歷歷在目,所以在中國推動轉制與改革,從來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沒摸好的,自然被卷進漩渦,舍生取義。
      
      傳統上以為,腐朽沒落的清朝封建帝國,遲早是要被卷進歷史的故紙堆的,那麼歷史的潮流是否是這場改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呢?從作者的觀點看來,並非如此,晚清統治者在政治體制改革的魄力和勇氣上,在改革不少核心問題的處理上,在民主/憲政的認同度上,在政權開放的力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先進性和前瞻性均獲得較為公正客觀的國際輿論和觀察家一致認可,後世對這場改革的很多攻擊,多出于某些別有用心的政治團體包藏禍心的惡毒抹黑,這場改革不違背歷史潮流,也不是小修小補,其失敗還在于之前的原因
      
      說來好笑,武昌起義的發生,恰恰是晚清統治者為維護西藏的主權,抽調兵力開赴西藏以應對英國和達賴在西藏挑起的分離爭端,“愛國”的行徑造成了“亡國”的結局,徒嘆奈何
      
      初讀這本書如巨石壓心,倍感沉重,因為作者提出了一個前述非常值得深思的命題,然而,一路讀下來,你漸漸感覺撥雲見日,豁然開朗,因為作者的追述和思考,幫助你從紛繁復雜的歷史謎局中還原出一些答案來,最後,你會以海納寬容的心態去理解當權者的不易,畢竟台下高呼口號易,台上殫精竭慮難,況且還有很多像康有為這樣的政治投機分子在一旁聒噪,鼓吹,一邊兜售自己的救國救亡理念,一邊隨時準備以更大的腐朽和專制取而代之。
      
      全書最後的注解是“歷史照進現實,風景舊曾諳,如何才能不折騰”,是啊,這的確是個問題
      
      (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book.douban.com/review/3689533)
  •       歷史向來都被後來者肆意解讀,尤其是政治的歷史總是會被後來的政治群體傾向性的解釋,或毀或譽。
      一個客觀的歷史評價和氣難啊。而可惜的是在很多情況下連一個客觀的史實都難以呈現--基于某種需要刻意的揚抑。
      對晚清改革我們一直都被某種壓倒性的解釋所掩蓋,而忘卻了去尋求背後的史實,並以此為基礎做出一個全面的評價。
      我對晚清觀念的修正也是在看了歷史劇《走向共和》後才開始的,才開始稍稍的注意那段所謂“歷史”後的真實。對于慈溪,李鴻章、張之洞、光緒、維新黨人……開始重新……
      《國運》之新新在新的舊事,新在新的用語、新在新的……總之耳目一新。
  •     在眾多好評中獨給兩星,看來樓主也不過是“嘩眾取寵者,語不驚人死不休之類”,在這件事上樓主何不“寧信眾聲”,罷罷罷,都是說別人容易管自己難。
  •     LZ真的了解康有為的為人嗎?歷史上的康就是個騙子,LZ不知道嗎?至于作者的寫作風格,有必要上升到假洋鬼子這樣的人身攻擊嗎?華裔怎麼了?華裔甚至外國人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的多的是。
  •     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制度已經嚴重阻礙經濟的發展。但是那些政治上的大人物,為了一己之私,至今仍在致力于扼殺這種發展。
  •     這本書我非常喜歡,當初看了之後拍案,見到喜歡讀書的人就推薦
    雪珥的東西寫的不錯!
  •     其實還是最後那段更深刻︰自晚清以來,每一個歷史時期,那些摸著石頭過河的體制內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責,摸不到石頭、摸錯了石頭、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統統成為妖魔化和嘲弄的對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熱鬧、說風涼話、等待時機以便取而代之的人,看人挑擔不吃力,站著說話不腰疼,只喊號子不出工,當然永遠正確了。
  •     不是有句話叫“贏得了現在你就贏得了歷史”嗎?歷史永遠由勝利者書寫。
    對于那些被抹黑仍未得以平反的歷史人物,我只能說“擔當生前事,何計身後評”
  •     拋去變革的因素不談,晚清到民國即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建立的這一百年是非常有意思的歷史階段。有點類先秦的感覺。歷史不可假設,但思想的光環與理想主義者的情懷卻是在時間長河中閃閃發光。
  •     是啊,書中另外一個感悟是,那時候的國際社會多麼親華啊,美國,德國,甚至日本都還是基本抱平等態度而待之的,反觀現在,國際環境何其惡劣,中國崛起的外部環境異常險惡,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的當代改革的確更需要韜光養晦萬分小心了,也許,這正是時人感覺ZF比晚清還要無能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