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三國

細說三國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03年3月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黎東方
页数:410
书名:細說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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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三國
内容概要
  本書是《細說中國歷史叢書》的一種,系已故旅美歷史學家黎東方先生所著。作者以生動別致的“講史”形式詳細講述了自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到三國歸晉這一歷史時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書中不但將三國時期的各種事件和人物剖析、介紹得清清楚楚,而且還加上作者自己的判斷和評論,讓讀者更深刻、更有興趣地了解歷史真相。作者還善于用現代人所了解的名詞去解釋歷上的各官職和家族關系等,使全書顯得通俗易懂。本書則是叢書中最富可讀性的一種。 	  
作者简介
  黎东方原名智廉,祖籍河南省正阳县皮店乡。1907年(光绪33年)农历8月初8日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其尊翁黎淦字衡平,清季举人,仕于江南。  他髫龄随太夫人李氏居江都,母教甚严,先诵经史,后入小学,9岁从武进邓师习英文。稍长,负笈远游,先后就学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北京清华大学,在清华攻史学,为梁任公最后之及门弟子。弱冠去法,在巴黎大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于马第埃教授之门,兼从瑟诺波教授习方法论,从柏格森教授习哲学,从格罗次教授习希腊史,从金尼拜尔教授习基督教史,从莪塞教授习经济史,从沙尼阿教授习世界通史。1931年6月4日以所著《比列志士记》通过辨论获颁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并附以“最荣誉记名”。此项“记名”,在19世纪仅泰纳与古朗希二人获得,至20世纪,他为荣获此项“记名”之第一人。  他1931年8月回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其高足卓然有成者以李树桐、夏鼐为翘楚。“9·18”事起,他因支援东北义勇军,不容于国民党北方当局,乃仓促南下,转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门人之佼佼者为岑家梧、戴裔煊。1937年至开封,任东北大学教授,抗日军兴,随校播迁西安,再迁三台,所造就之高才颇多,而以王大任、李符桐、金铄、阎文儒为最。1939年应成都中央军校邀请,对少校以上军官讲战史。又应教育部长陈立夫之聘,至渝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迄于抗日胜利。在此期间,复在中央、朝阳、复旦各大学兼课,受其薰陶,自成一家言者甚众,今在台湾者有唐德刚、刘子健等。其时日机在我西南大后方狂轰乱炸,而黎先生师弟弦歌不辍,对民族前途信心坚定。他并于课余之暇在重庆、成都、昆明、泸州作公开讲演,畅谈曹刘对峙,孙仲谋首鼠两端,唐明皇专宠杨氏,致大权旁落于杨国忠,慈禧以悔过太迟而断送清朝江山,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发前人所未发,听众闻所未闻,场场座无虚席,一时传为佳话。  抗日胜利后,他应赛珍珠女士之邀赴美,助编其所办之《亚洲杂志》,未及就任,又被波灵顿城福尔蒙州大学聘请创办远东学系,此一创举,为全美之最早者。  1947年9月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1948年归国任贵州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49年再次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州坎萨斯市大学、劳伦斯城坎萨斯州大学、伊斯诺州波奥哩阿城布雷德来大学任教。1954年与林语堂博士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1955年3月赴台湾,任国际文教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与美方委员布朗博士、华方委员兼侨务委员长郑彦芬、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政治大学校长陈大齐等合作无间,建树颇多,如招纳侨生万千百万,扩建各大学教室宿舍,资助教育部建筑办公大楼,译印《东南亚通史》等世界名著多种,深受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晓峰)之崇敬。张氏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他为史学门主任,他作风一新,礼邀各大学名师讲课,探赜索隐,各展所长,为史坛所称道。  1963年又赴美国,在迈地森城威士康辛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其时,台湾文化研究所扩充为中国文化学院,原史学门升格为史学研究所,以他为所长。在他去美期间,由宋旭轩代理。他回台后,坚决表示,愿全力从事历史教学事业,不愿担任行政事务,该所所长一职,由宋真除。张董事长勉允所请,尊之以永久教授,研究部名誉主任等称号。无何,中国文化学院改为中国文化大学,他尽瘁于历史教学,二十年如一日,蜚声士林,欧美争聘,历任美国佛雷斯诺城加州州立学院、圣地牙哥城私立国际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英国牛津大学之邀,赴英讲述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之比较,然对中国文化大学之设备以及学生之进修辅导仍然殷殷关注,可谓忠信。  张晓峰氏和他相尚以道,相慕以文,倚为手足,亲如兄弟;他亦雅重张之恢宏气度与力学精神。他曾亲译张著《孔学今义》、《战国学术》二巨册为英文,以广其流传。张誉之为“中国之汤因比”,创例聘他为研究教授,只授一门课程,并指定讲师一人为其助理,以助其写作中英文对照之巨著《中国史之研究》。张氏逝后,他痛失子期,离台去美,卜居于南加,继续埋首著书,期于早日完成。此书已改名为《我们的根》,上溯史前,下及现代,既分述各断代,亦通论其因革成败之典章制度,与夫科技文哲社经,熔中外为一炉,串古今以一贯,将为史学之精金美玉。此外,他已写有专书数十部,论文百余篇,士林传育,纸贵洛阳,均可概见其博识文才。著述之暇,尝多次用英语在各大城市作公开演讲,弘扬中国文化,不亚当年川滇谈风生之时。他身在异域,情系宗邦,念念不忘归根,以85岁高龄,尚在撰写《我们的根》,使在欧美出生的华人子女以及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认知我列祖列宗如何缔造了大好河山和优美文化,其一片真挚的爱国情怀,尤令人肃然生敬。我们应为有这样一位史学家和教育家的河南同乡而感到自豪。从国家民族出发,他是世界级学者,桃李满天下,国之瑰宝而鲜为人知,故特述其生平,以补史阙。
书籍目录
代序(序一)  顾毓琇说三分——序黎东方先生《细说三国》(序二)  唐振常原出版自序 写在《细说三国》之前中国大陆版自序一 合久必分二 黄巾三 董卓四 吕布五 袁术六 公孙瓒七 陶谦八 早期的刘备九 袁、曹之战一○ 乌桓一一 公孙度一二 公孙康一三 公孙渊一四 孙策一五 孙权一六 诸葛亮一七 赤壁一八 孙夫人一九 荆州问题二○ 益州易手二一 曹操收降张鲁二二 刘备攻取汉中二三 刘备称王二四 孙刘翻脸二五 汉吴同盟二六 诸葛亮北伐二七 诸葛亮的为人二八 蒋琬二九 费祎三○ 从董允到樊建三一 曹家的事三二 孙家的事三三 刘家的事三四 司马懿三五 司马师三六 司马昭三七 姜维三八 分久必合
章节摘录
  吕布的功劳确是不小。他的威名,也建立了起来。人们看见他一马当先,能奔上敌人的小城城墙,冲进敌人的堡垒,越过敌人的水壕土堑,由不得不佩服、不欣赏。他座下的那匹赤菟马,也十分可爱。因此,大家流行了八个字的赞美之语:“马中赤菟,人中吕布”(赤菟的菟字有草头,不是小白兔的兔)。  吕布和袁绍也好不了多久。原因,仍旧是他自己与部下没有纪律。  他被袁绍送走。送走的方式,是“承制”以吕布为”领司隶校尉”,派三千壮士陪伴他去洛阳上任(所谓“承制”,在字面上是“奉了皇帝的制书,皇帝的圣旨;但在事实上袁绍从来不曾收到过献帝的这种制书。献帝这个小孩子,当时处于李催、郭汜的掌握之中,哪里能够颁发如此的制书给袁绍或任何其他军阀,授权他们代为任命中央或地方的大官)。  吕布只得带了他的几十名部下,跟着袁绍所派遣的三千壮士,离开邺县。他在董卓死后,败于李催、郭汜,奔向南阳,依附袁术之时,尚有几百名军官与兵士,,其后,转往河内投张杨,又由河内转往常山投袁绍,走了许多地方,部下的与兵越走越少。现在又离开邺县往洛阳走,部下就只剩了几十人而已。  这几十人,显然与袁绍的三干人不成比例。袁绍的三千人,与其称为护送吕布的壮士,不如称为押解吕布的狱卒。  袁绍早已吩咐了这些壮士,在走出邺县不远便将吕布杀害,吕布倒也相当警觉,看出了这些壮士来意不善。于是,他在某一天的夜晚,坐在帐篷里弹筝,弹了一阵,把筝交给了一位亲信继续弹。他自己却在筝声之中,悄悄地由帐篷之后溜走。  袁绍的三千壮士之中的情报人员,躲藏在帐篷的前门之外不远的地方,偷听吕布弹筝,一直听到了筝声停止,似乎吕布已经就寝,酣睡。这位情报人员,去向上峰报告;上峰率领了一大批人将帐篷包围,一声吆喝,刀斧齐下,把帐篷砍碎,把帐篷里面的东西也砍碎,却不曾砍到吕布,也不曾砍到那位代替吕布弹筝的亲信。  话分两头:吕布安全脱险以后,不敢继续往洛阳走。凭他的那一点点实力,怎么够资格去就任“司隶校尉”之职?洛阳有什么人肯欢迎他?承认他?连袁绍自己都显露了并无支持他为司隶校尉之意了。  在袁绍的那一边,袁绍接到厂谋杀吕布未成的消息之时,吓得心惊胆战。吕布的武艺,非袁绍下面的任何一员大将所可对敌。袁绍赶紧下令:把邺县的城门关了,叫将士登城防守,袁绍认为,吕布一定会来邺县,找他算账。  吕布却并无找袁绍算账的勇气。他想来想去,在这世界上只有张杨真对他好。于是,就老着面皮,奔往河内。  张杨果然是唯一真对他好的朋友,再度收容他,不计较他上次之不辞而别。  张杨以外,吕布竟然在路过陈留之时,又交到一位好朋友:陈留太守张邈。张邈对吕布的武艺十分佩服,对他热诚招待;临别之时,还和吕布“把臂言誓”。这四个字的意思,可能是结为同盟,也可能是“结拜为异姓兄弟”。  摩沙柯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之中被写成“沙摩柯”,可能是当年抄写的人抄错。  刘备本人逃到一座叫做“马鞍山”的高地之上,只剩下极小部分的主力。这残余的主力,也被陆逊督率了若干人马加以包围、击溃。  《江表传》说刘备把皮盔皮甲作为燃料,烧断了夷陵的山路或栈道,狼狈得很,一口气逃回了白帝城(四川奉节)。  刘备的镇北将军黄权,掌握有相当多的兵,不曾来得及援救刘备,被陆逊的部队隔断,便投降了曹丕,驻扎在今日湖北上庸一带的孟达,也投降了曹丕。  有人向孙权建议,索性对刘备跟踪追击,捉住他,吃掉益州。  孙权征询陆逊的意见,陆逊说:“曹丕正在集中兵力,借口帮助我们讨刘,其实是很想袭取我们的后方。我们不可以不对曹丕加以戒备。所以,我已经大胆地自作决定,叫追击刘备的兵停止前进了。”孙权的昭武将军朱然与建忠中郎将骆统,看法与陆逊相同。  曹丕果然在两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出兵三路:一路由曹休统率,来到(安徽和县西南的)洞口;一路由曹仁统率,来到(无为县东北的)濡须;一路由曹真统率,来到南郡的首县江陵,把江陵包围了起来。  孙权慌忙派遣吕范以五个军抵抗曹休;叫诸葛瑾指挥潘璋与杨粲等人救江陵;严令朱植以“濡须督”的身份,死守濡须。这三路兵,有两路均被曹军打败,仅仅朱桓总算表现得还不太  坏。  孙权向曹丕上书悔过,把话说得十分客气:倘若所犯的罪太大,情愿把土地人民一起“交还”给皇帝曹丕,自己“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曹丕的回答是:“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只因为“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叫你送儿严孙登来当“人质”,你多方推诿,不曾送来。  孙权在当时已经是大魏帝国的诸侯,受封为“吴王”,照规矩确是应该送一个儿子以上到京城洛阳以“任子”的身份做或大或小的官,在事实上作为忠心于魏国朝廷的担保。  他始终不肯送,由于不愿意把鼻子,交给曹丕牵,不愿意丧失他的“独立王国”的国君的地位。  于是,吴、魏之间就继续处于交战状态,吴在一方面和刘备结了深仇;一方面又实在有点儿吃不消曹丕的三路进攻。  孙权挨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不得不厚着脸皮,以战胜者的身份,向战败者刘备求和。他特派太中大夫郑泉前往白帝城,拜访刘备。  刘备接见郑泉,同意了和,也派了一个太中大夫(宗玮)到武昌见孙权,算是答聘。孙权这时候已经把江夏郡的鄂县改名武昌,作为新设的武昌郡的郡治。他自己原本住在吴郡的曲阿县——即丹阳。后来在秣陵县境内造了建业城——即今日的南京。袭击关羽以后搬到公安城,为了就近支援陆逊抵抗刘备而又迁居到武昌城(刘备在自称汉中王的时候,都城在理论上应该设在汉中郡的南郑县,而事实上留在南郑县之时极短,便去了成都。其后,自称汉朝的皇帝,都城在理论上又应该设在长安或洛阳,却由于事实上的限制,只能偏安一方,把京都也都设在成都)。  孙、刘二人经过了这一番互相报聘以后,可谓言归于好。  刘备在次年四月二十四日去世,后主刘禅继位,把一切军政事务交给诸葛亮管。诸葛亮坚持了他的联吴伐魏的政策,此后吴、蜀之间不仅不再有战争,而且合作到底。  何以说魏延的“子午谷计划”是冒险呢?因为,长安是一个大城,坚城,魏延带去五千名作战之兵与五千名背粮之兵,未必能够攻下;即使攻下了,也难免敌人不从洛阳及各地来援,对魏延部队来一个反包围。  长安的守将夏侯懋,是魏国的驸马,是纨袴子弟,是一个“不知兵”的人。诚然,谁能断定,在夏侯懋的左右与麾下,没有一两位知兵的、能征惯战的将领呢?  我这些话,也并非“定论”。倘若魏延被诸葛亮准许带一万人经子午谷前往,那末,他一举而攻下长安,与诸葛亮会师潼关,也不是全无可能的。  话说回来,叫题在于诸葛亮本钱少,而冒不起这个险。  另一种关于诸葛亮军事才能的批评,是说他打来打去,不敢直接向长安打,或是直接向洛阳打,而故意“舍近求远”,打到了甘肃去,最后的一次也只是在长安西边相当远的武功,作“屯田”的打算。  说这种话的人,也是忽视了诸葛亮的实力与魏方的实力不成对比。诸葛亮只能够“舍近求远”,先取得渭河上游的天水、南安、安定、武都、阴平等郡(他在建兴六年春天第一次出祁山,获得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官吏人民的响应。他在建兴七年,又叫陈式攻下了武都与阴平)。  诸葛亮的打算,是先把蜀汉的防守线做巩固了再说(阴平的重要性,从其后邓艾经由阴平而偷袭江油城的一点上,获得证明)。诸葛亮把远在今日甘肃的几个郡先拿下来,是为了慢慢地扩充实力,同时解除了后顾之忧。  自从三国时代以来,中国人在事功上与道德上,及得上诸葛亮的很少,而批评诸葛亮的人极多(自己有所成就很难,批评别人极容易)。最常见的批评,是说诸葛亮忽略了分层负责与培养人材,以至于不得不事必躬亲,与身后无人继承他的事业。  这两点批评,我想,倘若诸葛亮自己听到了,也会承认批评得对。他的确是不该“亲校簿书”,不该亲自复判处罚打二十下棍子以上的案子。他的确也忽略了办一个军官学校,以造就堪比于姜维,或能力超过姜维的将才。  诸葛亮除了虚心接受类此的批评以外,可能要加上一,两句诉苦的话。他倘若不“亲校簿书”,则簿书之上的一字之差,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错误,大到关系前方将士的生命。至于复判刑事法案件,也不过是略为看看,希望下面的法官因此而不敢“草菅人命,,而已。至于办军官学校,或使用其他方法培养人才,他也知道这工作很紧要,只恨有心无力,抽不出时间来做(他把能省下的一点工夫,都用在教导姜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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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版自序  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老友李新民教授,是他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我,使得我获得该社的礼遇,得以于离开故乡父母之邦五十个年头以后,重新能与祖国史学界以文字相会,共同切磋,增进知识。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全仗她耐心从事,重行校订我这四部拙著,使得用字遣词,合于大陆青年的习惯,也在若干方面沟通了两岸的术语。  第三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史界祭酒邓恭三(广铭)先生,他以九十高龄,为了我的文章,写出洋洋洒洒、情文并茂的介绍辞,使得当今后起之秀不再对我陌生,也同时略事揄扬,兼寓针砭。六十载的友谊充分表露于字里行间。我获得了鼓励,也获得了指示。  第四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及全国各地史学界一致景仰的权威唐振常教授。他审阅我的书,予以适切的评语。他勉励我,同时也盼望我更求进步。得友如唐兄,是我生平的大幸。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几本书,其目的正是为了以文会友。借此机会获得新的良师益友如邓恭三先生及唐振常先生这样的多闻而善谏的。  由于他们的指教,我已决心于有生之年,把史前及上古的旧作重新整理,把待写的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夏,几个断代,一一补齐,就正于中外同好之士,作为本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于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  黎东方  1996—12—12,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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