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演說家

論演說家

图书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03-8
出版社: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作者:[古羅馬] 西塞羅
页数:713
译者:王煥生
书名:論演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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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演說家
内容概要
  《論演說家》共三卷。第一卷從哲學的廣度談真正的演說術;第二卷和第三卷談演說術的具體方面。
作者简介
作者︰(古羅馬)西塞羅(Ciceron Marcus Tullius) 譯者︰王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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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与打分
  •     西塞羅的東西值得看。。。。但感覺翻譯得不太好
  •       西塞羅于公元前54年開始創作《論演說家》一書,完成于公元前46年。 這部歷經八年而最終完稿的著作是西塞羅晚年體大精深的作品。但是在傳統的政治哲學史家筆下,《論演說家》內容中值得關注的僅是對亞里士多德演說術的發揮以及羅馬市民法兩部分。但是在細致的分析了全書結構之後,我們就不宜將其簡單的視作一部關于討論演說術的對話錄,而應將其視作身處“後三頭”政治斗爭漩渦中的西塞羅在梳理完大量學說後,給予羅馬公民的一件精致的“禮物”。
      在第一卷的第八节处,主要谈话者克拉苏斯阐述了演说家和演说术的重要性,其甚至将城邦和立法的起源归功由于演说术,从而极大的拔高了演说家在城邦中的地位。[1,30—34] 他最后概括道:
      我認為,真正的演說家以自己的威望和智慧不僅能夠為自己贏得巨大的尊榮,而且能夠給許多普通公民以及整個國家帶來巨大的幸福和安寧。[1,34]
      但是,斯凯沃拉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而指出了言辞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带来荣誉也能造成灾难。[1,36—38]而法律,风习则显然不是演说家的发明。[1,39]此外,演说家也不必讨论一切,只要守好本分。[1,41—4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斯凯沃拉的占卜官身份,其身为具有神性的城邦守护者,一切考虑必然以城邦的利益为依归。他的发言也将城邦中的个人限定在被允许的政治生活之内。从而可以说,不是通常认为的克拉苏斯而是占卜官斯凯沃拉奠定了谈话的基本平台。在认识到前面说法的危险性之后,克拉苏斯做出了明显的让步,即认为演说术仅是一门技艺。“只有感人、优美、符合人们的感性和思想的演说才属于演说家”[1,54]至于哲学等问题则应该交给哲学家讨论,演说术只令哲学问题表述得更令人信服、愉快。[1,57]业已向斯凯沃拉妥协的克拉苏斯对演说家进行了不同前述的定位:“演说家乃是对任何需要用语言说明的问题都能充满智慧地、富有条理地、词语优美地、令人难忘地、以一定的尊严进行讲演的人。”[1,64]
      在将演说家限定在政治生活允许的范围内之后,克拉苏斯开始讨论其心目中的理想型演说家。可以说,在克拉苏斯的描述下,这一理想型的演说家俨然是一副“哲人王”的派头。令人注意的是,另一位主要谈话者,并且常与克拉苏斯唱反调的安托尼乌斯也希望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理想型的演说家。这种相似性其实是不难理解,因为在开篇处作者就明确的写道:“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一位与克拉苏斯在国家问题上具有相同的观点。”[1,24]但是,西塞罗为何在此处安排克拉苏斯提出理想型演说家呢。如果,我们注意以下第二十二节便可以明白西塞罗的用意,因为两名青年政治家科塔和苏尔皮基乌斯就在克拉苏斯的身边聆听谈话,而且他们急切的希望克拉苏斯能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论述。而克氏无疑希望青年政治家们能成为理想型的演说家,因为这对于国家政治的安定是有好处的。如果,将单纯的技艺授给了青年政治家,那无疑是危险的。因此,克拉苏斯在回答两位年轻人关于是否存在演说术的问题时,再一次与斯凯沃拉站在一起,而指出根本不存在演说术,[1,102—107]并严厉的指责了狂妄的演说家。[1,119—122]因此,可以明显的看出,克拉苏斯言说的教诲意义,而其谈话对象则显然是青年政治家们。如果看一下第二十八节中克拉苏斯关于完美的言说,即:
      演說家需要做到的不是什麼別的,只能是最高的完善,只能是最大的完善,只能是極度的合適,只能是要使所有听眾感動,使所有的听眾娛悅。[1,130]
      那我們更能明白克拉甦斯的用意了。
      面对着科塔和苏尔皮基乌斯的继续发问,克拉苏斯也丰满着自己关于理想型演说家的定义。值得重视的是,克拉苏斯对法律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同时明确的要求演说家的重要任务是精通法律。[1,172—184]通常来说,这一部份被视作对罗马市民法的论述,从而激起了法学研究者的兴趣,而正是这份兴趣,该部分被抽离出文本,置于法学的研究框架中加以认识。这样一种倾向无疑破坏了西塞罗的精心安排,并忽视了其特殊的用意。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关于法律的论述中的重点其实是对法律至高无上地位的渲染,[1,193—195]并将其与自然和德性相联系。[1,200]这些都意在指出法律是城邦的灵魂,而谈话对象即青年政治家们无疑要接受和服从法律的制约,即将所有的政治行为限定在法律的原则之内。只有将此段理解为克拉苏斯的教诲,才不至于破坏谈话录的整体性。此外,斯凯沃拉在四十七节中说到:“如果有人在他的劝告下已经充分地渴望认识美德,那么他的工作便已经完了。”[1,204]同时,克氏自己也说到:“我由于为了能更容易一些把你们留在这里,已经更多地尊从你们的愿望,而不是按我自己的习惯和天性。”[1,206] 因此,我们更能确信克拉苏斯的工作只是劝告,只是教诲。
      在第四十八節,安托尼烏斯開始言說,但是我們首先要明白安氏的言說並不基于科塔和甦爾皮基烏斯的發問,而是由克拉甦斯推出。由此可知,言說對象在安氏的談話中似乎出現了改變。
      安氏对演说家的界定中首先回顾了一下克氏的说法,值得重视的是,他明确的点明了克氏言说的意图,即“把管理国家的船柄也交给了演说家。”从而更加验证了笔者在之前提出的看法,即克氏意在教化青年政治家,并为其树立理想型的榜样,希望他们合理的投入到政治生活之中。之后,安氏开始对言说家任务进行新的界定。在此过程中,他对哲学对演说家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从而借着对斯多亚和学院派哲学进行讽刺的机会[1,220—223],贬损了沉醉于哲学思辨的生活方式。[1,224—231]但是回顾前述,我们却可以看到在二十节处安托尼乌斯同意学院派哲学家卡尔达马斯的观点,即将认识哲学置于所有活动的首位。[11,94]由此可知,安托尼乌斯在此的言说是言不由衷的,教化沉醉于哲学思辨而忽视了实际政治生活的公民是其的主要工作。此外,克拉苏斯在六十二节中又说道:
      安托尼烏斯,你為我們想象的演說家只是一個什麼工匠,或許你真正持有的是另一種觀點,只是你現在采用了你反駁對手時驚人地高超技巧,從來沒有人能在這方面超過你。[1,263]
      從而,我們更能確信安托尼烏斯的言不由衷了。至此,我們大致可以看出,西塞羅在《論演說家》的第一卷中預設了兩種讀者︰青年政治家和沉醉于哲學思辨中的公民。西塞羅作品的兩重性也得以顯現。
      在第二卷中,斯凱沃拉並沒參加,凱撒和卡圖盧斯兩位富有經驗的政治家則加入其中。而值得注意的是,斯凱沃拉的離開其實暗示著這部分的談話無需佔卜官來設定平台,即所有的談話皆處于政治生活的可能限度之內,演說術也必然被置于現實政治之中來加以討論,因此該卷也是全書的重點。在該卷的開始,安氏便表明了自己對理論的拒斥,而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演說術若是憑借才能,那會很有成效,若是憑借理論,便會平庸。”[2,30]在之後,他甚至說道︰
      斯多葛派哲學家幫助不了我們,因為他不教導怎樣找到我需要的東西,而且甚至還妨礙我們,因為他想出了許多他自己也承認無法解決的問題,提出了一種不是清楚的,不是展開的和平穩的,而是貧乏的、枯燥的、簡單的、微不足道的類型。[2,159]
      富有經驗的政治家卡圖盧斯也頻頻對安氏的言說表示認同,[2,48、50]並指出實際政治生活中,演說家面對理論和實踐應有的態度。
      該卷論述的重點開始于四十二節,在此安托尼烏斯指出︰
      對于演說家來說,沒有什麼比發表演講時能博得听眾的贊賞,能使听眾陷入主要是由心靈的某種沖動和興奮支配,而不是由判斷和理智支配的激動更重要。[2,178]
      這段關于任務的言說直抵現實政治生活中演說術的實質,即其並非是一門關于訴說或論證真理的技藝,而是一種政治性的工具。點出這一關鍵問題之後,安氏開始休息,[2,234]談話的任務交給了另一位富有經驗的政治家凱撒,即由他來談論關于嘲諷的問題。這依舊是接續著怎樣引導觀眾的討論。在這樣一種談論平台上,第一卷中的理想型演說家無疑是不存在的,安氏也反復強調著自己並不負責對完美進行論述。[2,298、306]他言談中的演說家只是一般的,普通的,更重要的是實際存在于現實生活中的。而既然已處于政治生活之中,那“義”和“利”,“正義”和“非正義”的矛盾則得以凸顯。[2,335]演說家的職責只是以國家利益為重,對其進行疏導。另外,在民眾面前,演說家又要頌揚德性,[2,342]維持“義”的無上性。[2,343]這種看似矛盾的言說,其實都直指一個問題,即政治生活中的演說家應是怎樣的。但是,這樣一種現實化的理解無疑是具有危險性的,在最後一卷之中,我們便能看到這種技藝的危害。
      在最後一卷的開始,西塞羅便描述了青年政治家甦爾皮基烏斯成為保民官後的行為︰
      甦爾皮基烏斯,他也陷入了那種憎恨的烈焰,在擔任保民官之後,立即開始剝奪那些他在未擔任職務前曾與其處于非常親密的友誼之中的人們的一切職務,從而盡管他在演說方面已經享有極高的聲譽,但後來還是用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為自己的輕率受到了懲罰,國家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損失。[3,11]
      如果我們足夠仔細的話,便能看到在第二卷談話中甦爾皮基烏斯始終在聆听,同時還不時表現出對能夠引導听眾的技藝本身的興趣。[2,231、367]從而為我們揭示了第二卷內容對于還未被完全教化的青年政治家的危險性。因此,西塞羅在最後一卷中安排了又一次教化,從而暗示了教導青年政治家的艱難,並告誡教化者不可懈怠,更重要的是︰指出什麼樣的技藝是應該率先教給青年政治家的。而在此之後,作者指出克拉甦斯談話前的演說狀態則更能證明克氏在此的談話,是有一定目的的,是要引導既定的對象的。[3,17]在之後的論述中,克拉甦斯始終強調著技藝與智慧和正直,[3,55]正確的認識與語言,[3,61]言語和德性都是不可分離的,[3,72]並再一次提出了理想型演說家的定義︰
      他們撰著論述訴訟類型,論述引言,然而真正的演說術的力量卻如此偉大,它包含對所有事物、德性、義務和支配人們的習俗、心靈、生活的一切自然規律的根源、能力和變化的認識,確定習俗、法律、權力。領導國家,能對有關任何事物的各個方面優美、豐富的進行闡述。[3,76]
      同时还指出哲学适合于任何一个人,希望青年们对其进行探索。[3,79]此外,他还举例说明了拥有智慧者应该投身政治于生活之中。[3,133—135]这些无疑都是对青年政治家们的教导。而其理想性也是十分显著的,科塔便认为克氏的言说“把你吹离陆地,送到海上”。
      談完了對演說家的定位之後,克拉甦斯為了兌現諾言[2,367]不得不對演說辭的潤色進行討論。[3,148]但是,有一個細節是值得被注意的,即克氏談論演說辭潤色是正好伴隨著太陽的下降,[3,209]從而暗示了對這一話題的貶損。到了全書的最後,克拉甦斯還不忘對青年政治家的教誨︰
      科塔啊,還有你,甦爾皮基烏斯,你們更應該勤奮,更應該努力。要知道,由你們這一代成長的不應該是那種平庸的演說家,而應該是那種非常敏銳的智慧、熾熱的學習熱情、高度的學識修養、罕見的記憶力的演說家。[3,230]
      至此我們通觀全書,便能夠較為清晰的明了西塞羅的意圖了。可以說在該書中,西塞羅預設了三種讀者︰青年政治家,沉醉于哲學生活中的公民,富有經驗的老年政治家,從而呈現出一種多重性的復調結構。其中的重點無疑是對青年政治家的教誨,而第三卷開篇處記述的克拉甦斯之死則又說明了在動蕩時局中教誨者的不易,或許其中也包含著西塞羅自身的感悟,從而為整部作品添上了一抹淡淡的悲情色調。
      
  •     如果不是課程要求為了面對考試,根本沒想過要去讀這麼本書。